看到“一夜无眠”老师以及被“五道口研究院”抢去学生的老师的博文,很感动两位老师的惜才之心。但是细想想,我又觉得类似这两位学生的选择也能让人理解。
每个人的选择(哪怕是看起来非常不值一提的小事)都有可能源于很多种、乃至不同层次的原因。我不想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这两名学生,因为材料有限,任何貌似合理的揣测都有可能与当事人的真实内心相去甚远,而仅仅只是流于“借别人故事的外壳,唱自己的戏”。我只想谈谈在类似案例中,有一个比较有共性而又常被人忽略的原因:缺乏精神福利。
选择这个角度,并不是说我们的物质已经足够丰裕了——恰恰相反,像我们文科生,每个月的补助还不如同一个城市里月嫂的月收入的一半。但是,物质方面的原因似乎并不是文中所举两例的主因,那两位学生的选择分明是富和更富的问题,而不是穷与富的问题。所以我只探讨“精神福利”。
“好老师”并不等同于“精神富足”。以普通标准衡量,“一心一意培育学生”、“为学生的前程操尽了心”的老师肯定能称得上是“好”。而“精神富足”所包含的内容就更多一些,比如,注重人的内心成长、能够以尽可能客观的标准看待周遭人事等等。在“好老师”眼里,那些高智商的、具有科研天赋的学生,是科研好苗子;他们去银行、去中学,便是暴殄天物、自毁前程。而在“精神富足”老师的眼里,聪明的学生也是内心敏感丰富的人,有一个需要自我成长、自我修复的小宇宙,他们的选择想必有超越于“目光短浅”和“头脑发热”这个层面的解释。去银行也好去中学也好,若这些岗位果真无趣、浪费他们的专长,他们必定有一天会重返校园;若他们能在这些岗位上找到乐趣、契合度很高,那么对他们自己、对社会,又有什么损失可言?大学老师往往会不屑于中小学老师们“把学生当考试机器”的行径,可是如果他们自己也把学生当作高质量的“论文制造机器”,那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即使一定要上升到为国增光的高度,我还是觉得,学生的“内心意愿”、对“自身工作的认同感”更重要。
精神福利的另一方面便是小圈子内部的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乐趣和深情。有一次在西双版纳考察时,植物学家王文采患上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最后昆明植物研究所的4个年轻人每人献了400毫升血,才救了王文采的命……类似这样难以载入任何论文和专著的细节,却是最结实细密的纽带,让人不忍离开自己的同行、自己的专业。我觉得,这种“不足为外人道”,在两种情况下特别强烈。其一是国难当头,知识分子凝聚力非常强大之时。还是以植物学家为例,1938年,吴征镒和周家炽从横山采集归来,在长沙一座大楼上整理标本之际,遭到日寇的轰炸,人和标本一起从四楼飞下草坪。今天的植物学家再怎么苦,大抵不会再遭遇这样的危险,但是谈起对自己专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大概很难再与那个时代相比。其二是像美剧那样,关于科学家的种种逸闻趣事,能够强势渗入到流行文化中。就像《小世界》的畅销、就像《生活大爆炸》的热播,大众并不一定懂得那些文艺学和物理学术语,但是学者这个职业所体现出的幽默、睿智、些许的神经质和不靠谱、精致的台词等等,能够赢得部分公众的喜爱和尊重,这样反过来也能够促进科学家自身的认同感。
但是我们这代学生很尴尬,一方面,我们无法像近现代的科学家那样,把自己的事业和“救亡图存”紧密联系在一起,反倒还偶尔被媒体质疑“你们那么多经费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另一方面,我们的大众流行文化中也几乎没有“学术青年”一席之地,像《失恋33天》、《杜拉拉升职记》这样接地气的小说以及由此改变的电影,都是讲office lady的故事。而我们那些散落于各个实验室的记忆,那些隐藏在野外生态站的故事,却集体失语、失忆。同样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可是谁让它消散在风里……
“认同感”这个东西,虽然很虚,但关键时候也是很要命的。前阵子,豆瓣上有一篇很热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看得人心酸。“母亲的婚姻理论总是和女儿的云端想象格格不入,她总是一脸不屑地面对女儿那个爱得死去活来的王子如同看一个路人甲,你说他才华横溢,她问他何处高就;你说他懂爱;她问他有房否?你说他博士学历,她问双亲何人?……”高学历的女孩,听到最心凉的语录之一是被家里人说:“你嫁的人还不如那些比你学历低的女孩。”我们的收入当然不能与那些高收入职业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专业圈子里无法获得除了发表文章之外的交流乐趣;如果我们的行业无法获得来自外界的哪怕是非常有限的认同感,那我们如何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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