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大小专家在各种媒体上谈论现今社会上出现的浮躁和学术腐败现象时，大多怪罪于科学评价。他们主要指责目前在评价个人及机构科学贡献中通常采用的一些计量指标。这些计量指标大致分成三类：与论文相关的指标主要为：发表在SCI源刊杂志论文数，这些杂志最近年份的影响因子（IF），发表论文被引频次，高引论文作者（H-index）等。科研项目主要指级别，如国家级的973, 86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这些项目中除863项目（属于高技术）外主要属于基础研究性质。横向项目主要指来自企业部门的“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项目。它们以解决生产技术中的实际问题为主要目标，属于应用研究。有人形象地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者解决问题的对象比喻成前者为了明天，后者为了今天。各种奖励就非常复杂，我估计我国可能是世界上奖项名目最多的国家。这些奖项可以简单分为科技奖励与其它奖励两大类。其中国家和省（直辖市）政府颁发三大奖：自然科学、科技进步和科技发明奖是相对正规奖项。国家曾经严禁部级单位不搞科技奖励，但是很多部门变着发照样搞。例如教育部将以前的三大奖名称变成“国家自然科学提名奖”“国家提名科技进步奖”等，国土资源部似乎直接恢复“国土资源部科技奖”。其它奖项可以用“无数”形容丝毫不过分，有厅级，还有处级，甚至还有的省颁发老乡类型的奖励（在外地工作的本地籍贯杰出人才）等。

众所周知，个人和机构学术评价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完全公正和公平评价方法技术永远没有。但是，科学共同体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一些共识。尽管各个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科学评价机制不尽相同，但是我总结为“同行评议加适度量化”做法应该在欧美高校一直在成功运作。然而，在我国就变得非常复杂。作为过来人，我了解一点过去没有量化指标职称晋升中的情况。有一句调侃的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话虽然难听，但基本属实，职称晋升结果大体（不是绝对）是：领导优先、资历优先（论资排辈，就是“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学位优先，在成果相当情况下合理，但很多情况是将学位本身当成成果、有背景者优先（领导的学生，权威的学生等），这个尤其具有中国特色。当然也有个别成果突出者能够及时得到晋升属于例外。

面对我国当下实际，谁能提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公正公平的评价方法和机制？在国外行之有效的“同行评议”在我们这儿可能也会走样。例如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一直采用同行评议，面上基金项目有3个同行评审（以前是5个），重点和杰青可能是5个同行评审等。结果如何？科学网上在基金公布的那个时间段发出了多少“控诉”声音。为此，我愿意为“适度量化评价机制”说几公道句话：

1、在同行评议基础上，适度量化评价机制是一个成功的学术评价机制。例如，尽管很多国际名校本身并没有对研究生毕业发表论文要求，但是人家毕竟和我们体制不同，他们实行的是教授负责制。据我所知，不少的大学的教授自行规定学生发表论文作为毕业的前提（或提交学位送审论文），例如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教授由于平常很忙没有更多时间亲自指导学生，公开给博士生发出指示，没有3篇该专业主流刊物论文（IEEE T. Information Theory）不能毕业。德国蒂宾根大学一位博士研究生在我办公室对我说，导师要求他必须发表3篇相关刊物论文才能提交论文。因此，我们国家高校普遍规定博士生阶段发表论文规定符合实际，体现了公正公平。试想在我们当下浮躁现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人们诚信尚未全面建立条件下（鞭挞教授道德沦丧的案例不少），要取消这样的规定，将会大大降低博士研究生的质量，浪费国家资源和贻误年轻人前程。

2、如果没有量化指标，我们的职称晋升结果会如何？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以案例向博友们介绍一下以前职称评定的事情。1990年我们学校需要选送15名青年到地质矿产部进行破格副教授答辩，那时没有定量指标。学校投票结果一位当时成果已经很突出的年轻人排名第16位，幸亏后来通知可以报送20位参与答辩。结果这位在学校排名第16位的年轻人在部里答辩一鸣惊人通过副教授，并由于成果突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报道。这也说明那时部里的评委们还是很看重实际成果，比学校的评委公正。现在20多年过去了，事实再一次得到证明，2011年这位年轻人当选中科院院士。还有我的同学领导（当时任系副主任，我们一起留校任教）在讲师和副教授都毫无悬念地走在我们前面，体现了“领导优先原则”。但是后来学校出台文件，职称晋升实行了量化机制。晋升教授需要第一作者论文12篇（只要正式出版刊物），专著1部，国家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奖（1等前5，二等排1，三等要2个第1）等。尽管他依然领导我们，但是并没有能够顺利晋升教授（后来给了个教授级高工）。还有一位同学在日本拿了个“论文博士”，并以此顺利晋升副教授。但是赶上量化机制出台后，由于成果平平，他的教授晋升就困难的多，最后也未能遴选博士生指导教师。当然，对于我们这些一心一意做点学问，而且还能出点可用于量化成果的人来说，就是这个评价机制的受益者，是否合理不得而知。

3、学术浮躁和造假现象的主要责任在造假者本身。从逻辑上讲，不能说重点大学要求引进教师需要博士学位导致“博士学位造假”；要求主持科研项目，就一定催生了拉关系搞项目歪风；要求发表SCI论文是造假论文歪风之源。这些歪风邪气主要取决于个体，在科研项目方面还需要甲乙双方的“配合”（有的项目回扣惊人，导致严重腐败）。此外，即使在当下，我们的高校和研究院所仍然有一批坚守道德操守，靠自己才华征服评委获得科研项目和奖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优秀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自己亲身体会，发表一篇国际专业主流刊物成果论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有的人能够招到一些优秀研究生，可能成果多些。

总之，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评价机制，无论是代表作制度也好，还是适度量化机制也好，关键在于 “同行评议”中的“同行”。没有大量坚守道德操守“同行”的努力，建立“公正、公平的评价机制”仍然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2012年9月13日早上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