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老一代大师级人物纷纷离世，有人感叹大师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再也培养不出来大师级人物了。我也曾按着上一代大师的标准在寻觅，确实难以见到达标的大师。今晨忽然想到，新一代大师可能不是原来的模样，可能需要按新的标准去衡量，也许在我们身边就有。下边就是我的个人感悟。

回想一下20世纪的大师，他们有几个特殊条件。一、他们往往留学欧美名校，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种稀贵式教育，这成为第一个信号或资本或基础。他们拥有先进国家名校学位头衔，而且与周围同僚对比悬殊，谓之教育优势。二、他们以超高教育势能回国，被委以重任，创办中国科教文化机构，与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化时期同步，成为某科学领域的开拓性领导者或创立者，他们自然拥有人员组织权力和资源分配权力以及学术影响力，这是岗位竞争优势，领导者与追随者学术地位悬殊。三、处于计划体制时代，教育平民化，业务实用化，大量青年人员毕业，冷战封闭时代，后续人才不能再享受国外先进教育的机会，形成了能力、地位的巨大不对称性差异，这称为体制优势。鉴于上述三个优势，往往这些人物将自己的思想通过所领导的工作体现到一个组织机构中，下边有相当一批心悦诚服的追随者，完成了一批集成性成果，稀贵的少数对普通的多数，形成了一种月亮对群星的声望对比格局。这些先驱者集业务领导者和学术导师于一身，有成果，有贡献，有知名度，有追随者，大师的地位就此形成。这样的大师我们称为综合型大师。

新的大师将不再是这样的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格局的发生全面重组，向国外学习的机会开放了，旧权威体系解体了，个体意识觉醒了，上一代大师形成的条件不在了，那个大师的时代结束了。如果还以这样的标准寻觅大师，也就找不到了，其实新的大师在新的形式下在慢慢酝酿之中，可能我们还不认识。改革开放后，教育的稀贵性壁垒消失了，国内进入到教育平等化时代，国外留学也面向所有具备潜力的人开放。国内学术体制化建设已经完成，甚至面临减缩转制阶段，开创时代的机遇不再存在。因时代和机遇关系处于行政领导岗位上的人未必在学术上是最有能力的人，即使学术能力较强，可能也没有那样大的差距。个体觉醒，谁也不服谁的局面开始出现，主要是能力相差不够悬殊。科技体制改革后，资源型科研局面出现，获得资源成为学术权力的重要来源，一个单位可能出现若干个资源权力中心，出现了资源分权因素。资源与学术成果往往不严格对应，取得重大学术成果者或原创成果者，可能既不是领导者，也不是资源优胜者，这样就出现了行政领导影响力、学术资源权力和成果影响力三者的分散和分离。当然仍能将领导、资源和成果三种影响力整合起来的人还可以成为大师，但这样的人将会很少。如果不能整合，将会出现三类声望资源的竞争和分散，在短期内可能行政领导权力占优势，但作为公认的大师还不够。资源优胜者也会维持一定声望，但作为公认的大师也不可能被认可。只有从学术的角度，那些真正留下经典作品的人可被一个时代尊为大师，但在短期，成果还没有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洗。在新时代行政领导、资源获取能力和成果原创能力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分散或分工情境下，能集三种能力于一身者太少，所以大师的模式发生了转换。新的大师主要不再是那种集三种能力和声望于一身的人，而是真正做出原创经典成果的人，对他们的承认往往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而且得不到那么多的光环。新的大师将主要以学术开拓成就单一维度为主，这将还原大师的本来地位，不再是混合型大师。新型的大师，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

你认为存在学术大师转型这一说吗？这样的学术大师，我们身边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