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书人一向瞧不起工匠，士大夫就算对建筑有点兴趣，也多只是把玩，对技术无记载，匠人间也全靠口耳相传。顾准说过，“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朱启钤分析得更明白，为什么官府也不记载这些技艺？“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

　　他举了个荒唐可笑的例子，大清会典中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而读书人看不上这行当，对跟钱有关的事只觉得粗鄙。蔡元培说，自汉以后，最让人追摹的学者都只求道德学问，远离现实世界，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为人所艳称”。

　　他把这种态度叫做“专己守残”。

　　后果就是几乎没有文字性的建筑手册，到了朱启钤这儿，中世纪都城的现代化要从他开始了，但建设这件事，两手空空，无程序可循，没有典籍可以看。想找人问也不知问谁。

　　他后来因公去欧洲，见人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志书上”，才觉艺术传承的标准和价值何等重要。

　　一半是志向，一半是所逼，他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徴名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