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立法三十而未立

李连达 李贻奎

《中医法》经30年努力，初稿将由人大常委会审议，立法过程相当曲折，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的目的与内容有分歧，是“管理法”、“保护法”、还是“发展法”尚无定论。“管理法”是官管民，上级管下级，是政府主管部门对中医药行业医疗行为，以及有关问题的监督管理，是执法的依据。“保护法”是民对官，下级对上级的要求，是中医药行业及工作者为保护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权益、保护传统文化及传统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防止被歧视，被排斥，被否定而用法律手段进行保护。而《发展法》是官民的共同要求，用立法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中依法》应以何者为主？能否三法兼容？需要法律专家与医药卫生工作者（特别是中医药工作者）共同探讨解决。

《中医法》将产生哪些积极作用？可能带来哪些副作用？是求同存异促进良性发展？还是诱发新一轮争论？中国医学发展应该多样化，兼容并蓄，应该中医、西医及各民族医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团结合作，优势互补，共同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医法”不仅是中医的行业法，也将对中国医学（包括中医、西医及各民族医学）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