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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年华都凝在了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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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里，那个满脑子不切实际幻想的小说家，心心念念地希望能重回30年代的巴黎，那个海明威笔下如“流动的盛宴”的巴黎，那是他心中的“Golden age”。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已的黄金时代情结，而我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则是民国二、三十年代，那是一个第一流的学者、教授、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都无一例外沉醉在新诗的熏风之中，那是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诗人辈出的时代。
所以，周一收到爸爸的新书《绝版诗话》，尽管书中文章，我均早已读过，而且有些篇章还细读过不止一次，但还是吸引着我，拆开包装便迫不及待地一篇又一篇重读起来。初夏宁静的午后，明亮而不耀眼地阳光，透过窗棂射在雪白的书页上，那些距今已近一个世纪的诗篇，诗人，诗人的往事，仿佛带着我重回了那个纯真年代。
15篇诗话，15本诗集，15位诗人，15段人生，他们或是出身书香商贾的世家子弟，或是负笈欧美的游学青年，亦或是投身革命的热血志士，让我惊讶甚而感动的是，无论他们的人生轨迹是多么的不同，他们都将最纯真的年华，最美好的青春，和对人生、自由、光明最真实的感情凝在了他们最初的诗作里。
一九二二年，22岁的俞平伯在由苏俄归国的“皇后号”邮轮上，枕着碧波，伴着明月，写成了《西还》中的大部份诗作，未来成为一代大儒和红学大家的俞平伯那时却称自已是个“逢人说梦”的诗人。
十五岁的梁宗岱在花木交荫、北瞰白云的南国教会学校念书，懵懂少年初次邂逅混合着甜美和忧伤的爱情，于是在那个“每个人都多少是诗人，每个人都多少感到写诗的冲动的年龄”，他写成了人生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诗集《晚祷》。尽管之后，梁成为法国文学著名的翻译家，诗歌理论家，却再也没有诗集问世，是否因为诗只能发自最单纯的心灵。
不到二十岁的陈梦家，在闻一多和徐志摩这两位师友的帮助下，发表了数篇新诗，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这个十六岁便开始写诗的文学青年，一夜成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在诗里写道“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如此的意气风发，如此的激情满怀，读时真是感到有不亚于李太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势情怀，而再对照他在文革中凄凉落寞地走向人生终点的情景，令人唏嘘不已，幸好尚有诗存留世间，让后人可以怀想，可以纪念。
每读完一篇诗话，再读后面所附的代表诗作赏析，我会情不自禁地将这些诗句轻轻念出声来，以体味诗中婉转美好的情思韵味。那个时代的诗人，国学素养深厚，又多曾沐欧风美雨，中国古典诗词的幽情和西方现代诗歌的意象从容交织，所以虽以白话文写诗，但却仍极具音律韵感，这正是那个时代新诗的魅力所在。之后，八十年代以北岛、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虽然创造了中国白话诗的另一个高峰，但从诗歌的艺术性来说，却终究是无法超越那个时代的。
我总感叹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经历了繁花盛景之后，凋零得却是如此之快，白话诗或是新诗在当下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甚至中国诗歌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一方面，旧体诗重受追捧，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做诗填词；而另一方面，白话诗歌充斥着大量矫饰应景、空喊口号、滥情粗陋之作，离当年胡适、鲁迅倡导新诗是扫除旧体诗在语言和思想上的桎棝，以我口写我心的宗旨越来越远。所以顾城、海子死了，北岛也不再写诗，说起白话诗，似乎永远只有徐志摩的“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可以拿出来撑一撑场面。实际上，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无论将平仄、对仗、韵律、词牌背得多么烂熟于心，都不可能超越李杜之诗，苏轼之词了，因为无论形式学得多么惟肖，我们生活的环境早已不复“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时代了，也就不可能拥用古典诗词真正的内核。
没有诗的文学，那该是多么寂聊和可怕，仿佛一个人没有经历童年、青年变直接进入衰败的暮年。而孕育诗，孕育诗人，需要的是最真的土壤，唯有尚真至诚的诗才能感动读者，才能传世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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