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看到王彬彬在南都上发表的文章《文革潜规则：女知青想上大学不免要献上身体》感到非常气愤。也许作者本人当年所处的那个环境，真的就像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恶劣，但是，这决不能代表文革潜规则。

不能否认，很多人根据自身的经历对于“文革”的评价，多少都有一些矫枉过正的情绪。其实文革这场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唤起如此之多的公众支持，绝不可能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龌龊。我觉得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对文革的理念，还是从思想上认同的。很多青年学生的斗争、甚至牺牲，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否认，当时绝大多数的青年人的思想动机是纯洁的、甚至说是高尚的。从思想境界上来看，那是现在的很多青年人都无法理解，也是无法比拟的。

作者文章说的文革期间的推荐大学生“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

我曾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亲身经历过推多次荐工农兵大学生的过程，情况完全不是作者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当时的知青要想能群众被推荐上大学，工作态度不好或者人员不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1973年要求文化考试那一次，所有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后候选人，不仅是平时的工作、思想都要出色，而且，群众的推荐也会考虑到你的文化水平。因为，推荐之后还必须经过考试。如果你考不上，岂不浪费了大家推荐的名额。

我当时为了能得到群众的推荐，也和所有的被推荐人一样，做了不少的工作。回想起我们当时的很多情形，非常像现在台湾的竞选议员。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竞争的失败者，那些没有被推荐上的知青，很多在随后的几年中，也陆陆续续的被推荐上了。总之，工农兵学员的群众推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领导可以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最主要还是在于你自己的表现和能力。

我是在1973年通过了群众的推荐，随后的考试的成绩也不错。不过，后来因为出了一个张铁生，我这个没有上过真正的初中（文革前的小学毕业）的知青，能考试考得那么好，反倒成了张铁生批评的“大学迷”的证据。因此，我不仅失去那次上大学的机会，而且，似乎已经被宣判了永远也不可能再上大学了。因为，我已经无法再去说服我周围的群众，让他们再推荐我一次。没想到四人帮倒台后，恢复了高考，终于让我不用推荐的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我以个人的亲身体会以及我所观察周围很多人的实际情况来说明，所谓“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绝对是胡说八道。至于“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的说法，是否可靠，我虽然无法去查证。但是，我可以向大家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团的一个现役军人领导，就因为自己有家室又和女知青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差点被枪毙。据说是由于他曾经战功赫赫的战斗英雄，所以，上级才绕了他一命。

综上所述，南都作者的“如今，网络上、小报上，常常说到影视界、娱乐圈的潜规则，代表性的表现，就是女演员要向导演献身才能获得出演的机会。这种事，其实‘文革’期间也有，甚至程度更甚”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歪曲历史。我不否认，文革中确实会有作者所说的那些情况存在。但是，我觉得那绝不是什么主流，而且，更谈不上是什么潜规则。我感觉当时的社会风气，被推荐上大学，恐怕要比现在的提拔干部还要纯洁得多。试问、我们今天有谁听说过，某个干部因为权色交易而被枪毙了？大家想想，世界上有没有一旦被发现，就有可能丧命的潜规则？

参考文章《文革潜规则：女知青想上大学不免要献上身体》

2012年02月27日南方报业网王彬彬

[导读]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许多回忆文章都写过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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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历史，它就决不会在现实中如此流行。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了这个概念，不出几年时间，却已在引车卖浆者嘴上频频出现，说明这一概念对现实更有针对性。这个概念甚至迅速动词化，某某欲对某某“潜规则”、某某被某某“潜规则”、某某为达某种目的而“被潜规则”，诸如此类的说法，每天都能从网络、报章、杂志上看到。

在中国，比那显规则更起作用的，实际上是那潜规则。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时期，潜规则又何曾销声匿迹？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文革”中的许多现象，诸如鼓励子女与爹娘划清界线，甚至怂恿子女对亲爹亲娘拳脚相加，鼓励夫妻相互揭发、相互把对方的枕边语私房话整理汇报，越穷越光荣，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成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几乎前所未闻。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宣称要与传统的一切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时代，传统的许多东西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有的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则头不改面不换，以本来面目延续。所谓“潜规则”，在“文革”期间，就仍然以传统的面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说，也许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明潜规则在“文革”时期的重要性。实际上，对“文革”的“史无前例”，应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许多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当然是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力度，在现实中凸现着、活跃着，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而潜规则，在“文革”时期，就往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有时候，两种“史无前例”，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以上大学为例。“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象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阶级敌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阶级敌人的人，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大学以这种方式招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堪称史无前例。“文革”时期，大学对青年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工也好，农也好，兵也好，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混几年，就能成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干部，谁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如今，网络上、小报上，常常说到影视界、娱乐圈的潜规则，代表性的表现，就是女演员要向导演献身才能获得出演的机会。这种事，其实“文革”期间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某，坏事做尽。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第258-259页)

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