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钟的遐想

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出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编钟，成为一时轰动世界的大事。其宏伟的气势、铸造的精良、音律的准确，令考古界、音乐界大开眼界。这套编钟共六十五枚。被称为我国古代编钟之王，每个钟体上都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刻“曾候乙乍时”（曾候乙作）。后来，在2000年2月，湖北荆州战国楚墓发掘两套2300年前的大型编钟，各由14件组成，青铜制造，高0．72米。

曾侯乙编钟是分3层8组悬挂在钟架上，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质量为2．4千克，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153．4厘米、质量为203．6千克，全套编钟总质量在2500千克以上。

伟大归伟大，这么笨重的一套乐器，演奏起来实在是很不方便。需要四五个人合作敲击，才能构成旋律，而它的功能只能抵得上现今的一两件乐器。至于搬动，根本没有办法。重两顿多的大家伙，就是现在要搬运，不动用一辆大卡车就没有门儿。何况最重的那一只四百多斤重，就是把它抬到卡车上也是要费很大的力气的。不比现在的一支规模很大的管弦乐队，包括低音大提琴和圆号，这样的大件，每人一件乐器随身都可以携带。

且慢，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时用编钟奏乐，可不是像现在的管弦乐队演出，是供大众欣赏的，可不是只要买一张门票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享受。那些编钟是供统治者显耀权威的专用道具。在奴隶社会和集权制的早期，一切都为了巩固统治者的权力来效劳，统治者的权力能够集中多大的人力物力，便会尽其所能来表现这种权力，不惜工本，集全国的人力物力铸造、研究和改进。自然是精美绝伦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味另外一个字：鼎。鼎原来的意思就是做饭的锅。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字。原始社会开始，可以想象生活是很艰辛的。后来有了分工，谁要是掌管锅，那权就很大了。所以鼎后来演化为代表政权的意思。如问鼎中原，就是要夺权的意思。一言九鼎，是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在集权的古代，等级是森严的，皇帝吃饭可以用九个鼎，其余大臣等而下之。总之，能够够得上列鼎而食的人总是接近最高权力的人。所以一言九鼎，就意味着说话和皇帝一样的有权威。于是鼎就逐渐变为王权的象征。1939年在河南出土的司母戊鼎（后正名为后母戊鼎），形制雄伟，重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再回过来说编钟。钟和鼎两个字搭配得很好。合起来就表示和谐政权的意思。钟鸣鼎食，就一方面表示一个人有列鼎而食的地位，另一方面有参与有编钟演奏的重要国家仪式和宴会的资格，显然是属于集权社会中的显赫人物了。所以《红楼梦》第二回书中冷子兴说“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子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其中的钟鸣鼎食就是这个意思。

有的文章把钟鸣鼎食连起来解释为“古代封建统治阶级进食时奏乐击钟”。这显然有点牵强，就如曾侯乙编钟，即使是比曾侯乙编钟规模远为小的编钟，搬动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很难想象曾侯乙每顿吃饭，都要到摆放编钟的地方去。把摆放编钟的地方看做是他们的餐厅，是很荒唐的。可以想象，只有举行大规模的宴会，才会聚集许多人到编钟的现场，同时奏乐表示欢庆。

我们知道，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即在集权制度的核心人物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礼乐制度”。用以明上下、别尊卑、分级别，维持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一套制度。所谓礼，有如下的五类：吉礼，主要是用于祭祀的礼仪；凶礼，主要是用于哀悼死亡、吊恤寇乱、慰问灾祸等等，是处理个人、社会、邻国遭遇的不幸事件的礼仪；宾礼，是上至天子诸侯，下至普通贵族相互往来、迎见宾客，处理日常社交关系的礼仪；军礼，则是军队在日常操练、征伐、出行、凯旋时所用礼仪；嘉礼，则是以婚礼为主，处理各种吉庆事件所用的礼仪。唐代以后，五礼的格局便一直沿用下来。

在所有这些礼仪活动中，都要奏乐。而在这些大型仪礼活动中，那些琴、筑之类的声音微小的乐器是派不上用场的。主要的乐器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编钟这样声音洪亮的乐器，当然还会有鼓、锣、编磬等类乐器。所以楽在统治阶级巩固集权制度功能上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礼记》《楽记》篇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把知楽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也就是能够统治人和被统治的标准，把知音作为区分禽兽与良民的标准。可见当时统治者对楽的重视程度了。

集权统治之下，既然如此地重视音乐。就一定要把它严格管理起来。不允许乱奏，只有上方规定的乐曲在适当的场合才可以演奏，这样的音乐称为正声，否则就列为淫声，是被禁止的，绝对奏不得的。古代以雅乐为正声，以俗乐为淫声。在那样体现统治者权威的礼仪场合，只能演奏正声。俗乐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更有甚者，说它是亡国之音。

为了区分正声和淫声，还设有专门的人来鉴别和管理。据说晋国的师旷（公元前572年—532年），是山西洪洞县人，任晋国主乐大师，就是辨别正声淫声的专家。孔子认为，音乐能正人心也能乱人心。正人心者即为正乐，乱人心者即为淫乐。就是说在集权的专制体系下，一切都会被政治化，既然音乐与封建社会的核心制度礼乐挂上了钩，它也便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了。

集权制度之下，技术也一样要政治化，要为专制的政治服务的。权可以调动一切力量为它的需要来服务。也就可以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来改进和研究音乐和编钟之类的东西了。所以我国编钟的技术如此高超，是同时代世界的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我们能够以我们祖先的乐律知识和编钟技术自豪于世界的缘故吧。

现在简略地谈一谈有关编钟的技术问题。

首先，中国发现的编钟，绝大多数的形状为椭圆形，即古人所说的“合瓦形”。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在殷商时代出土的陶钟就绝大多数是合瓦状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古代的钟，一般都是圆形。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就已经谈到合瓦状的优点，他说：“古楽钟皆扁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这意思是说，圆钟声音衰减得慢，敲一下，嗡嗡个没完。对于节奏快的乐曲，后一个音发出了，前一个音还在响，根本没有办法演奏。就是说世界上圆钟的功能大半不是为了奏乐用。而仅是传递一种信号。如佛庙的钟就不是为了奏乐用的，而是为了向僧众发送、开饭、诵经和法事活动的信息的。唐宋以后我国大多数的圆钟，就是这种用途。如佛庙或城市中打更用的钟鼓楼。一些学者用现今的科学知识进行研究，证明沈括的看法是科学的。

合瓦状的钟比起圆钟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圆钟无论敲击圆周的哪一点，都只会发出一个声音。而合瓦状，敲击中间和侧面，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古人充分利用这一特点，调整到敲击两个不同的位置（中鼓和侧鼓）正好发出相差三度的两个音。这样演奏五声音阶的乐曲，只要有三只编钟就够了。事实正是这样，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土的早期编钟，大部分都是三件一套。后来由于音域的扩充，一套编钟的件数愈来愈多。

就以曾侯乙编钟来说，它的音乐知识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套编钟的定音钟的频率经实测为256.4赫兹，与当今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非常接近。每只钟都能够发两个音。全套编钟能够发出五个半八度，其中间的三个八度，半音齐备。所以能够灵活地转调。这一发现，否定了七声音阶是来自欧洲的说法，从而改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

其次，要使整套编钟发音优美、准确，这又是一整套的技术。首先是铸造的材料、铸造工艺。如何校准每一只钟的音准。这实在是非常高超的技术。光有上面说的高水平的音乐知识，不能把它体现出来，钟的发音不准、不好听，还是没有用。据《周礼》《考工记》中有关钟的铸造技术的记载，首先是关于材料。它说：“六分其金，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据研究考古发现秦以前的编钟，大致是锡的含量在1/6到1/7之间，说明《考工记》的记载是真实表达了当时的技艺的。

《考工记》不仅表达了钟的各部分名称，还给出了各部分的大致尺寸，并且表达了这些尺寸的变化对发声的影响。例如它说：“厚薄之所振动，清浊之所由出。”这是说钟的厚或薄是影响声音的高（清）低（浊）的关键因素。虽然只有几个字，却指出了调整钟的音准的方向。这就是在铸造时，使他略厚，对成品进行铲削，使他逐渐变薄，以达到准确的音高。再例如它说：“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为确定恰当的直径和钟高的比例提供了原则依据。这些都是十分了不起的发现。后来有学者研究，发现曾侯乙编钟的各种比例和尺寸以及各部分的名称和形制，都是大致合于《考工记》所说的原则的。

现在，人们谈论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时，对于专制和集权限制和约束人们的创造力，已经认识的很透彻了。不错，专制集权对于发挥人们自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桎梏，不过，对于专制集权所需要的技术，还是能够集人力物力去突破的。这也许是我们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集权统治对于科学技术所赋予的最深刻的特点和特色吧。编钟的世界领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