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60后,我忘不了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在我中学时代,原本一颗红心‘被奔向’广阔天地的组织安排在全国范围内被紧急叫停。”
由于家庭经济负担重,大姐已留守城市,我等非独子女一直在排队(我称之为“预备役知青”)等候接受再教育,猛然间听到散队,轻松之余觉得有些茫然。先行下乡的哥哥在广阔天地似乎没有大有作为,常常声称有饮食之忧,大姐不得不中途(不远不近)跋涉送些吃点东西。这对于我来说,除了惶恐之外还是惶恐,幸得借苏东坡豪气,暂作得过且过、不须预虑之想。
因为这段体会,日后见到知青文学与知青回忆,总感觉在心理上是相通的。我不知道有无60后存有我这种半知青乃至准知青心态,看来是凤毛麟角。当时我所就读、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崇尚的是开门办学,我们经常在农村参加劳动。我对农业劳动并不排斥,但一想到吃不饱肚皮、名为“知青”实为“粪青”的知青生活就心存畏惧。
然而,尽管我将他们视作同路人,但我并无一个可谈知青经历的朋友,比较很多失去进一步深造与就业机会的知青,我幸运得多了。
我将排队等候下乡称做“备份”(无个性可言,只是一个备选农村劳动力而已)。后来进得大学,我将这段经历称做“下载”,主要是学习基础理论与有关专业知识。因为当初对专业兴趣不浓,以被动接受为主。待到大学毕业,“被分配”至一个没有缺乏思想准备的教学单位,思想上没有转过弯,产生了崩盘的感觉(我当时一心想做研究,对于教学缺乏兴趣,加之出乎意料,倍受打击)。
后来用海明威的“人可以被打倒,但不可以被打垮(此语的翻译五花八门,我采用先入为主)”激励自己,在长期机关工作之后,重新踏上学术之路。 我将此阶段及以后的过程称做“根目录重建”。
我对自己从高校到基层机关、再次深造回归高校的经历并无太多后悔。尽管在家人与外人看来,我只是转了个大圈。依我现在的眼光看,一辈子固守一个单位不见得是多大的福气,可能会缺失多元的心理体验。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事。
注:“粪青”在当时是一种巧活,可谓是短暂的幸福生活。跟着生产队的船去城里收粪,既可以借机回家,也可以适时改善伙食,头脑活络的可能还会乘机赚一点零用钱。因为出来收粪,生产队会预支一笔现金,在城里逐户(有自备简易厕所者等)进行收购。这可能不是普适性的情形,只是根据我所见过的实例推断。
法国人潘鸣啸(Michel Bonnin),关心万里之外的中国1700万知青的命运,他做了专门的研究,出了一部专著:《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该书内容丰富,颇受注目。另外,网上有篇描写知青的小说《失落的一代》(傅彩霞),只是一个故事,它与潘鸣啸的史实研究完全不同。
阅读徐有渔《精神生成语言》(1997年10月出版),他在书中说:“我于1992至l993年第二次在英国做访问研究,偶然看到一篇研究“文革”的论文。作者一开头就引证海外的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园外。作为对“文革”有刻骨铭心记忆的人,我被这一说法激怒了。但是,当我翻阅了很多中英文文献之后,不得不承认上述令人不快的说法是真实的。冲动之下,我立下志向:一定要为建立中国的“文革”学作贡献。”
CCC:徐先生雄心可嘉,不知徐先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我认为,“文革学”(不知何故,徐先生书中表述为:“文革”学)在哪似乎并不非常重要,关键是有切实的成果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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