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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科普新观念与我国的科普工作 |
作者:武夷山 来源:《科学》(该刊曾经是《科学美国人》中文版)2006年1期 |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只有中国颁布了《科学技术普及法》,这一点是领先的。但是,我们的科普观念还谈不上领先,我们非常需要学习借鉴。近年来,国外科普界有不少新思想和新观念。这些新东西未必都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程度不同。不过,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新东西,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选择和借鉴。 在我国,往往是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目标,也就是注重科普的功利性用途。国外也有类似观点,但提法有所不同。2000年,美国众院前议长金格里奇说,美国需要对科学和数学教育进行“大修”,这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在美国工作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当中,出生于美国的还不到一半。 发达国家更多强调的是科普的非功利性用途。大家普遍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已渗透到生产、生活、学习、休闲的每个角落。公众如果不懂科技,就无法参与涉及科技的重大问题的讨论,比如:转基因食品、干细胞研究、核能应用等等。公众没法参与讨论,民主制度就失去了根基,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科普界讨论的许多问题与公众参与有关。他们认为,北欧国家,尤其是丹麦的议政会和公民理事会是很好的公众参与形式。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说,学校科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能够: ■ 由于对自然界有所了解和认识而产生充实感和兴奋感; 以上四条,又可分别称为提高科学素养的文化理由、实用理由、民主理由和经济理由。 对专家和公众地位的新认识 在传统的科普中,科技专家当然居于主导地位。随着后现代思潮中某些合理成分逐渐被纳入主流认识,人们对专家地位的看法也在改变。持极端看法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甚至说,对公众进行广泛的“科学教育”的计划,只不过是国家为“专家”这一帮人作宣传的一种形式。搞不好,专家会成为民主制度所控制不住的特权阶层。因此,有必要推广丹麦的公民理事会,以限制专家在国家重大决策中的支配性作用。除丹麦外,荷兰在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也较高。西方国家把这样的公众参与(其中涉及公众与科学界的建设性对话)视作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公众参与涉及科技的重大问题的讨论的形式有公民评审团,协商式民意测验,共识会议等等。1994年,英国学习丹麦的做法,由伦敦的科学博物馆组织了关于作物生物技术的第一次共识会议。1999年,就放射性废料的长期处置问题召开了第二次共识会议。 在专家作用受到怀疑的同时,普通人的作用必然比过去更受尊重。比如:在现代科普理念中,科普场馆方面不是将观众看成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看成“合作者和顾问人员”。 20世纪之前,人们在科普问题上秉持两个基本前提:(1)18世纪时的观点是,所有人都赋有判断力;(2)科学植根于常识,只不过是公共论理的精致形式而已。20世纪的科普毁掉了这两个前提,科学与公众越离越远,无知的大众似乎只有在科学专家面前俯首帖耳的份了。这一分离倾向可能与物理学在20世纪的支配地位有关。随着近10年来物理学威望的相对下降,生物科学和环境科学威望的上升,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今后也许会发生良性变化。我国在这次制定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公众参与,这是非常可喜的。我相信,公众参与的事务今后会越来越多。 科普应面向所有国民。美国科学促进会于1989年推出了题为《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的报告。本书标题揭示了这样一种理念: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一定要面向大众。书中说,“如果广大公众不了解科学、数学和技术,没有科学的思维习惯,科学技术提高生活的潜力就不能发挥。没有科学素养的民众,美好世界的前景是没有指望的”。“世界的变化已使得科学素养成为每个人的需要,而不为少数人所特有”。部分由于美国科学促进会通过此书和其他方式所进行的持久的宣传,现在美国很多机构和个人都接受了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要面向大众这样的观念。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科技中心协会(ASTC,其成员为科普场馆)的许多会员在创收问题上采取了适当的立场。据1998年的统计,美国科普场馆近年的收入中,平均约30%来自政府,24%来自社会捐赠,其余46%来自创收。但对于大中型科普场馆,创收所占比例已达60%,个别科普场馆的创收所占比例甚至高达70%~80%。对于后者,再努一把力,实现经费完全自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业内专家认为,若要经费完全自理,势必要提高科普场馆的门票价格,这就会影响低收入家庭参观科普场馆的机会,是不可取的。换句话说,对于他们,经费自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科普面一定要广,这一点在我国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中小学常有这样的情况,只有所谓尖子生才有参与课外科普活动的机会,而所谓的“差生”则被剥夺了许多权利。 关于科普场馆的议论 1.关于科普展览效果的实现 科普场馆是三种最重要的科普手段之一。近年来,国外对于科普场馆和科普展览有许多研究,比如:2000年有《现代科学博物馆》一书问世。像市场学的用户研究一样,“参观者研究”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有专家指出,博物馆的展览起不到强迫认同的作用。参观者总是要自己做出选择的。你设计的参观路线是这样的,他可能偏要倒过来走。你把两件展品放在一起,试图让参观者做出这样的理解,他们却完全可能做出别样的理解。你不可能完全控制参观者。因此,一个展览除了原先所设计的主题纲领,也必须为其他主题纲领留下余地。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最好的展览能够激励并接受另类的主题纲领。于是,展品含义的模糊性和参观者与展品发生作用的不可预测性,在过去会引起焦虑,不受欢迎,在今后却成了优点和效益所在。而在我国,至今尚没有人考虑“为其他主题纲领留有余地”的问题。“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例太多了,留有余地是十分明智的。 2.关于科普场馆的属性和规模 美国的多数博物馆既是公共的,又是私有的。产权不清带来许多问题,博物馆规模不断增加、数量不断增多,则使问题更加严重。一些论者认为,应明确博物馆的产权关系,使其要么完全私有,要么完全公有。另外,有专家认为,博物馆的规模小一些,也许倒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在我国,追求科普场馆的规模则是普遍性的。 关于科学素养的含义。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达,含义是不同的。一是SCIENCE LITERACY,主要指获得科技知识;二是SCIENTIFIC LITERACY,试译为科学思维素养,强调科学的认知方式和批判性思考的过程。可以说,科学素养是工具性的善,科学思维素养是内秉的善。科学思维素养所要求的教学方式,目前的多数教师都还未掌握。如果按这样的要求去教学,学生们掌握的知识也许较少,但却更能够迎接和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 关于非正式学习的重要性。通过科普场馆、大众传媒和科普活动所进行的学习都属于非正式学习。经验事实表明,这类学习对学习者,尤其是少年儿童,会发生深刻的影响。而且,相对于正式学习而言,它的意义在不断增加。但是,有专家指出,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一个地位稳固的关于非正式学习的研究共同体。 关于科普研究的分类。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理解(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是又一个与我国的科普大致对应的概念。专家认为,公众对科技的认识理解研究可分为舆论研究、采用研究、素养研究和态度研究。对于科技政策制定过程来说,态度研究最为重要。 关于对科普写作的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到科普写作的技能对于个人事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科普写作课程很受欢迎。荷兰共有13个大学,其中8所开设了科普写作或含有科普写作内容的新闻写作课,每年有600人选修。学生普遍反映,上了这门课收获很大。授课方法以实战为主,强调多练习,这些课程的讲课时间与习作时间之比一般为1:3。老师经常将学生的习作成功地“卖”给报纸杂志,说明学生的写作水平大有提高。过去,这些课程只能作为选修课程。近年来,荷兰政府开展了科学教育的改革,改革措施之一是,从2001年起,科学传播或科学新闻也成为了主修专业课程。除了大学开设此类课程外,荷兰生物学家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也开设相关课程,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科学家与记者之间的沟通。 从总体上讲,发达国家专业人员对科普的认识要比我们目前的认识更丰富立体,科普方式更多样,应对措施更有效。因此,有必要继续关注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新思想和新动向,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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