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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科学家的贞操
在科学史上,当人们记起伽利略为宣传日心说年近七十而受审,虽然被迫写了悔过书,但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并且后来的研究中仍然坚持日心说时,无不对这位老人产生深深的敬意。布鲁诺为坚持日心说,而在1600年2月17日宗教法庭活活烧死于罗马的百花广场,无不受历代爱好科学人们的歌颂。科学家忠实于科学事实和认定的客观规律,为之坚贞不屈,绝不向任何非科学、反科学和伪科学的权势屈服,乃至为之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就是科学家的贞操。这才是科学家应当具备的品质。
已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就是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学者。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且发表他的新人口论时,我正好是北大的学生,有幸聆听到他向学生做的人口论的讲演。不料随着进入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令人们头脑昏聩起来,大人物说马寅初是“人口论”,没有看到“人手”,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是大好事。康生也及时赶到北大坐镇批判马寅初的大会,说什么“我看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不久,《新建设》杂志和一些社科杂志也连篇累牍地登载数百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学校里大字报围攻,校刊更是首当其冲,上纲愈来愈高。并且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例如捏造“马寅初喝了鸡汤不给钱”这种材料也上了批判大会,企图把马寅初搞臭。
面对来者不善气势汹汹的批判,马寅初并没有低头,他不断写文章回击。并且说“泼冷水是不好的,我最不怕的是泼冷水。因为我习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多年了。”最后他在《新建设》上的文中说:“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后来马老的文章就再不让刊登了,刊物上和报上只能看到批判马老的一面之词。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担忧他的处境,亲自约见他并进行深谈,给他做劝导工作。
他在一夜深思之后,把自己的最终决定写进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的“附带声明”中:“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晚年,马寅初对子女们说:“我个人受批判有什么要紧,被罢官免职又算个屁事!要紧的是不能无视我国人口盲目地增长,否则就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大难题了!”“使世忘我混容易,使我忘世却自难。”这就是马老的品格。
无独有偶,在北大有幸聆听的另一位校长周培源。他是一位在力学与理论物理领域有突出建树的学者,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三强、彭桓武、林家翘、王竹溪、胡宁等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就我所知,他有两次坚持自己与大人物不同的主张。一次是在文革中,教育已成为重灾区,在要办七二一大学和“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最高指示下,理科和基础研究处于停顿,到了“谈理色变”的程度。学校里是“胸无点墨”的人掌权,处处瞎指挥的时代,他竟敢公开发表文章讨论大学理科的重要性,并且上书周总理申述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次是1988年,大人物们已经下了决心要上三峡工程。已经89岁高龄的周培源,率182位政协委员到湖北、四川考察,并且直接上书中央提出缓建三峡大坝的建议。他表达一百多位政协委员的心声:“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他说:“你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让他如何做正确判断?几十年里我们深受其害,今天不能再说假话。”他还说:“关于三峡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
清华大学的黄万里,为反对三门峡大坝被打为右派,被赶下讲台剥夺了上课权。对三峡工程又持彻底反对的态度。直至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三峡工程会对后代的祸害。有周培源、钱伟长、孙越崎等老一代科学家的支持,黄万里并不孤立。三峡工程虽然还要等待时间的考验,但是从中我们却看到了不同的人对待事实和科学规律的不同态度。
这些就是作为正直、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规律的科学家们的品格和优秀人格。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坚贞不屈的科学家。就会有佞权阿势的“学者”小人。有一位有相当影响的经济学家,他是主张计划经济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他发表文章说,提倡市场经济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等等。可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却突然改口说,市场经济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位经济学家的人品在我的心目中就变得一文不值了。我心想,计划经济是一个学术问题,就是在美国大学里还是允许讲资本论、讲计划经济的。如果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还能坚持讲计划经济的重要性,我倒是对他有几分敬重。现在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学者,而变成随风倒的政客了。在他们那里丝毫没有学术和科学的尊严了。
马寅初生前曾说:“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看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现在我们这种看风使舵的“学者”实在太多了。
网络上眼下不是到处讲学术不端吗,无非讲的是剽窃、抄袭、假文凭等等弄虚作假的事情不断被揭发出来。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没有贞操随时变节的学者,比起那种剽窃、抄袭之流的小偷行为危害还要大许多。进一步,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更为严重、危害更大的学术不端。
这是因为,第一、剽窃、抄袭者,大多是偷偷摸摸的勾当,不敢公开、见不得天日。因为这种行为目前大众还认为是臭的。而见风使舵和学术变节者却是很露脸很光彩的行为,有时还会得到上面赏识,受表扬受提升、乃至获得国家大奖。因为“风”经常是社会的主流认识,所以他们跟风总不会有风险,只会有收益。学术变节是既有名又有利的行为,于是群起效尤,变节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第二、剽窃、和抄袭者,所剽窃所抄袭的内容,一般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有时或许还是很正确的内容。而这种跟风“学者”尤其是当错误认识成风的时候会跟着兴风作浪,贻误大众。造成损失的范围和后果远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祸国殃民的大损失。
所以,学术界的看风使舵、随风倒和佞权阿势,是科学的大敌、是国家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而提倡学者的贞操和气节,实在是当前科学和学术界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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