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跟清华是邻居。阴差阳错的缘故，我离开母校后，跟清华打交道多于母校。这可能是我跟清华有某种缘分吧。

现在比较热闹的话题是清华百年校庆和清华是不是已经或者何时才能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清华100岁了，大庆一下，无可非议。不过，100岁对于一个大学来讲，并不是历史悠久的代名词。无论是比清华年长10几岁的母校，还是清华，在牛津剑桥哈佛耶鲁这些世界一流名校面前，还是幼儿。当然要成为世界一流名校并不是仅仅依靠年龄的积累就可以达成的，世界上建校历史几百年的平庸学校并不少，只有几十年历史就跻身名校行列的例子也不鲜见。可见，100年历史和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关于清华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实际上是借着清华100年校庆凑热闹而已，校庆过了，这个话题也就慢慢降温了。

80年代中期读大学的时候，我没少跑清华园。说实在的，清华圆留给我的印象不是漂亮，而是大。所谓的荒岛一带，一个小池塘，外加“闻亭”、“自清轩”，其实没有太多可流连之处。有明白人告诉我，那个池塘，并不是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里所写的那个美轮美奂如情似梦的所在，原来的荷塘已经填成平地了。不过，清华之大，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记得没有自行车的时候，从清华南门下车，要走15到20分钟，才能到达同学所在的宿舍楼。

大学毕业后，我有两个同学住在清华校园里，一个在清华工作，另外一个是单位租住清华的房子。因为这个缘故，我没少跑清华圆去蹭饭，当时的判断是清华的伙食比北大的要略好，菜价便宜，而且分量足。蹭饭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慢慢大家都有了新的生活圈子和朋友圈子。接下来的整个90年代，我跟清华几乎没有交集。

90年代末，我来美国留学，因为导师的缘故，开始跟清华在学术上有了联系。我的导师名叫Don Kash，他有个中文名字叫董开石，是清华人给取的。董老师是当时的清华21世纪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尽管那个时候国内的名誉教授头衔满天飞，但董老师是个外国人，并不清楚名誉教授的行情，他一直以这个名誉教授为荣，并想方设法地帮助尽力帮助清华大学。比如，我们系当年每年都会接受清华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来攻读博士学位，这跟董老师的努力是有一定关系的。还有，董老师2004年从学校退休的时候，把自己的藏书的绝大部分，都捐给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那些书总共装了30来个纸箱子，都是我亲手打包的。

2000年和2001年，借着董老师领着我们几个学生搞一个NSF的项目由头，我陪着他访问了两次中国，两次都住在清华园的甲所。2000年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也是我第一次住在清华园。就是那一次，在晚餐的时候，我有幸看见了杨振宁先生和夫人杜致礼，记得远远地看见餐厅们打开，护士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夫人，后面紧跟着的是杨先生。杨先生个头不高，还有些驼背。他们的身影一闪而过，很快拐进专门的房间去用餐了。当时陪我用餐的H老师告诉我，杨先生回归清华园有替父亲还愿的成分，因为杨先生的父亲杨武之先生解放前一直是清华教授，但解放后未能接到清华聘书，一方面抱憾，一方面耿耿于怀。

H老师我接触的第一个清华教授。跟他的谈话让我长了不少见识，也体会到清华人的豪气。H老师告诉我，别看清华是个传统的工科学校，但现在清华的理科已经赶上北大了，证据就是清华的SCI文章数已经超过了北大。清华的打算，是用大约5年的时间，在人文社科领域全面赶上北大。我心想，这么以来，清华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一哥，大哥大了。清华人做事有工程思维的痕迹，讲究时效。这从他们接连从社科院和北京的几所著名高校挖去不少人文社科的著名教授的做法上可以充分体现出来。解放前的清华，人文社科都是国内一流，他们有底蕴，也有底气。

住在甲所的日子，因为倒时差的缘故，我这个习惯晚起的人也能在天蒙蒙亮的时候醒来。起床后，外出散步，不远出就到了王国维纪念碑下，碑文是陈寅恪起草的，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之句，依然振聋发聩。尽管是清晨，早起晨读的学生一点都不少，仔细观察之下，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在读英语。清华人的勤奋，令我的老师董先生赞不绝口。他说，他从来没有在美国的校园里看见晚间教室里灯火通明、有那么多人在晚自习的情景。

陪董老师住在清华的日子是令人愉快的。主人安排了各类活动，包括跟校领导吃饭，跟学院领导吃饭，跟研究生学生座谈，分别去经管学院和公管学院演讲等等。要说遗憾，也有一点。我本来以为，到清华后，会有跟不少教授同行交流学术的机会，毕竟董老师也是赫赫有名的美国教授。但是，在清华的日子里，除了跟领导吃饭、跟学生交流外，跟教授们真正的学术交流并不多。董老师去教学的时候，听众里面也没有什么教授。可能是教授们都比较忙吧。不过，要是我是教授的话，一定会找机会跟远到而来的客人探讨学术问题的。

转眼间，我博士学位拿到了，董老师也退休了。当时的就业市场很不好，我找工作并不顺利。这种情况下，我也联系了国内的几个高校，其中就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还是很正规的，他们委托了一名美国教授对我进行了面试，面试过程全程录音。后来清华决定要我，不过在我海龟后的职称方面有些问题。我表示，我在出国前已经在中科院做了5年助理研究员了，出来读了6年博士，回去后还要从助理研究员做起，实在是太不合理。清华则说，学校刚刚有规定，新科博士，一律要从讲师（助理研究员）做起。做讲师（助理研究员），则意味着我不能独立带学生，这让我很犹豫。尽管清华方面表示尽量给我争取个副教授职称，但我还是选择到我现在的学校做了一名助理教授。

没有去清华，或许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错误决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想，要是我当初去了清华，今天会怎样呢？无论如何，跟清华擦前而过是我的遗憾。这意味着，我这辈子都将跟世界一流大学无缘。记得在清华的时候，我陪董老师访问清华创新研究中心，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聊天，发现我是在乔治梅森大学攻读学位后，就马上问我，为什么不去名校读个博士，我无言以对。

2008年，我回国参加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主办的技术创新国际会议，终于第一次有机会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发表演讲了。这个时候的清华，从校舍看，已经只能用豪华两个字来形容了，无论是建筑外表，还是内部装修和设施，都不亚于国外任何大学。清华的学术水平，更让我刮目相看。当时经管学院的一位到岗不久的年轻教师请我去他办公室聊天，对清华大学的高压颇有感慨。我想，这个高压，一方面来自校方出文章要求，另一方面来自同事们都在奋进的形势吧。前不久，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位青年教师的近况，发现他的学术成绩已经令我难以望其项背。

跟清华的最近一次亲密接触，是2010年春天，应科学网著名博主刘立的邀请，我去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做了一次学术报告，主题是国际技术联盟的发展方面的。在报告现场，有幸见到了李小文院士，还有另外两位著名博主，一个是蒋科学，一个是田松。蒋兄和刘兄都是清华的教师，田兄就职于北师大，蒙他们题赠了各自的著作，我却无以回赠，深感惭愧。借此机会，我想三位学兄汇报一下：你们的书我都带回来了，而且都曾经被我放在枕边、厕上。没有放到桌上，不是对你们不敬。因为只有喜欢的书，才会被置于枕边、厕上。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去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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