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反映地震之后人们心理情感伦理纠结的影片，它是优秀的；但作为一部命名为“唐山大地震”的“史诗性大片”，也许我们的期望还有待时日。

《唐山大地震》6.3亿多的高额票房又一次证明：家庭伦理剧在中国有广泛的大众市场，关键的问题不是它是否过时了，而是伦理剧是不是切中了当下大众情感和伦理关注的“命门”，并且还能以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方式呈现出来！不过，最新的高额票房记录被《让子弹飞》刷新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中国河北唐山市发生了里氏7.8级的大地震，顷刻间一切便为废墟，其罹难场面之惨烈世界罕见。1976年，是中国历史社会演变中难忘、剧烈波动的一年，既是在自然地理的方面、也是在政治社会演变的方面。这一年，中国人分别在1月8号、7月6号、9月9号逝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最重要的政治人物；4月5号爆发了“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政治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10月6号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由此之后，中国的社会历史出现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变化。

这一年，对于致力于帮助大众不断保存、重温、反思历史记忆的影像传媒而言，应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所包含的巨量真实鲜活的历史细节与事件、人物及其超越其上所蕴含的斑驳多元的人文价值与意义对于中国当代历史意义重大。

而《唐山大地震》就是以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之一为表现题材的，它的选材，就已经注定了其“大片”的性质，这个“大”，不仅是指它高额投资大制作的商业化类型性质，更是指它涉猎题材所应该能够表现揭示人性情感与心理的广度、深度及力度。

 该片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情感伦理生活进行了直接的触及与戏剧化情节模式的成功演绎。不回避对中国现当代集体生活或个人生活的正面审视与银幕化表现，具有显著的本土化、民族化、当代性特色，尤其是通过将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大地震的情节勾连，让电影与大众当下的日常生活热点、焦点关注紧密互动，完成了电影媒介作为天下舆论公器——抚慰大众、疏导情感、价值引导的媒介责任，它迎合了大众特定语境下的心理需求，恰逢其时。

在剧情建构方面，它成功地“避重就轻”，使得该片与大众看过的西方灾难片类型相近但不相同，保持了一定的“陌生化”效果。相对于该题材以及片名来说，地震灾难的视觉呈现无疑应是影片最核心构成的部分之一，但是，该片在创作伊始，就试图不走西方灾难类型片的老路，因此，虽然影片在前期宣传中不断地用“大地震”的噱头吸引观众，实际上，其制作中又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发行商宣传的有意误导；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受到误导之后，仍然会认为它是一部不错的情感伦理片！影片只在开头用将近4分钟的时间以高科技的手段复原展现了当年23秒惨痛的灾难性场面，后面基本上全是亲情伦理故事的铺展与纠结，该片总监陈国富这样定位该片：“它的核心还是情感的力量、家庭的力量、人性的力量。”

 回顾中国百余年来家庭伦理片的基本脉络，我们会发现一条相对完整的线索，而《唐山大地震》也加入了这个基本的脉络之中，构成了中国家庭伦理电影在新世纪的一个别具特色的延续和传承，它们之间共同的是——都借助“以家喻国”的形式演绎较长跨度的社会时代变迁，以家庭间的悲剧情感矛盾和戏剧性纠结贯穿剧情始终，贤良但很悲情的女性人物往往是影片的核心人物；但和以前伦理剧影片不同的是，《唐山大地震》以自然天灾背景作为故事缘起，而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政治、文化等元素退至幕后、有意忽略不计；将伦理故事发生的缘起只放在更具全人类的普遍性和易于理解性的自然天灾的背景上，即便有一些当时特定历史场景的再现，其主要价值也只在于让观众表层性地情感怀旧，而不打算真正触及中国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层脉络和博动；而且，应该肯定的是，该片在延续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基本脉络的同时，其所推崇的人道主义价值关怀和道德信念是与时俱进的，如李元妮震后三十多年对感情的坚守（不同于封建观念的从一而终）、对故园的坚守，方登对未婚先孕的幼小生命的执着与呵护，作为唐山人的方登、方达在汶川地震后以志愿者的形式完成感恩心愿等诸多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而呼应了冯导从《天下无贼》的创作开始及其以后创作中始终贯穿的对于现代人道主义的关注与表达。

        影片在某些特定阶段历史的真实再现方面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在现实感、逼真性方面较之以前有了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影片一开始对震前主人公70年代中期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通过高科技手段，对震前自然环境异常预兆的渲染以及地震来临时的灾难性场景的再现等，达到了中国类似影片从未企及的技术高度和影像逼真；几位演员的精彩表演也功不可没；质朴的唐山方言，也使该片很具真实感。

   但是，该片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该片的命名是“唐山大地震”这样一个极富震撼性的、令人绝望的自然天灾，与之对应的就一定要有关于地震“地动山摇”的视听画面，而且应该成为影片核心构成元素之一，相对而言，该片有关地震的视听画面在全片所占比例明显太少，仅片头4分钟左右、某些数字处理细节也不够细腻真实。

其次，将唐山大地震这样一个震惊中外的重大灾难事件的叙述最终集中在李元妮一家人情感的恩怨纠结上，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相对于整个地震而言，代表性太不充分、完整，使影片本来可能的宏阔视野显得狭隘局促，如果以李家为中心叙事、再连带辐射三两家相关的地震情感故事，可能情感的张力和饱满性会更好。

再次，李元妮一家的大团圆结局虽然令人欣慰，但虚构杜撰的戏剧性成分太强，削弱了该片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的力度和深度，尤其是震后残疾弟弟方登的创业发家、小有成就太过理想化，难以令人信服，这其中的原因大概除了剧本创作的思路外，是否也和该片的制片方之一为唐山市委、市政府有关，作为当地政府投资的城市形象片，其主导思路一定是要让人们看到震后的唐山人、唐山市昂扬奋起、旧貌换新颜的积极正面形象，然而这样一种良好的正面形象精神的宣传弘扬是不是在影片的制作中就一定要以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及其震后的情感心理社会文化“余震”的诸多复杂多向度层面哪怕是一星半点儿揭示流露的刻意回避甚至虚假拔高和美化来作为代价？这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

另外，该片在两个多小时的片长中植入了6处以上的广告，比如酒、银行、保险、手机、汽车、运动衣等，产业时代的影片广告植入在所难免，问题是广告和剧情结合得是否紧密无间，实际的情况是个别广告的植入明显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