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要减少税负，政府的支出结构要改变，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就是政府公共支出方面少花点钱，公共服务方面少搞一点。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要减少政府公共支出恐怕很难，因为这是一种赤字运行的状态，全国目前赤字上万亿不是小数，而现在也不是说财政很宽裕。

　　■本报记者  周子勋
　　据统计，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这表明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在不断提高，着实令人欣喜。然而，对于广大百姓来说，更为关心的是财政的钱将要花在哪儿。当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更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财政的真金白银。那么，如何认识当前的财政收入现状？财税体制改革将怎样推进？都需要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有所作为。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超过年初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数达4410亿元，再加上地方的超收，全年超收达到1.2万亿元，对此，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尚希：超预算问题是一种正常情况，预算不可能与实际完全吻合，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就来源于这个。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的增大，这种超预算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当然，超预算体现为财政收入比预算要多，那么我们在确定收入预算的时候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估计，如果有些冒险的估计的话，就不是超预算了，而是完成。因此我说采取这种谨慎的态度是一种正确取向。有人对这种超预算的问题持批评态度，说你的预算超这么多，那么你的预算不准确，实际上这种批评是要求过高。我觉得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超不超预算，而在于超预算的这个钱怎么使用。是当年把它花掉，还是说我们再规定一个原则，当年不许花，转入下一年的预算或转入下一年的准备基金，这是一个可以解决超预算收入的有效方法。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尽管中央财政支出在结构上有所改善，但是并没有改变公共财政支出偏弱的局面，那么，我们目前离公共财政还有多远？
　　刘尚希：公共财政支出偏弱得看标准，我们跟国外不能比，人家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不一样的。就像大人跟小孩，青年跟老人能比吗？这是不同的阶段，这种简单横向比较是毫无意义的。一个恰当的比较方法是，看在整个支出的比重是不是逐年上升的，再一个就是这些年的增长度。现在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就是动不动就拿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比较，或者和发展中国家比较，这种比较过于简单化。
　　中国经济时报：从财政收支结构看，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深入调整？
　　刘尚希：在收入结构上，就是一个税制结构的问题，这涉及到税制改革，税制改革到底怎么改？现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增值税的转型，营业税的缩小，这就涉及到税收收入的结构。此外，产权收入包括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和分红，以及土地收入这些方面，也是一个结构问题，这在不同时间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非税收入和收费收入。总的来说，收费收入这一块的比重是要下降的，资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政府拥有的矿产探矿权的转让、采矿权的转让、土地出让、国有企业的分红等等这一类收入的比重是要提高的，比如央企、省一级的国有企业，实力是很强的。所以这个结构调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中央政府、省级、市级、县级政府收入结构的调整都要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资源禀赋等等各种情况来考虑，不能一概而论。
　　支出结构方面的调整就是社会性支出，比如教育、医疗这一类毫无疑问是重点，“三农”支出、环境保护也要加强，这应当是一个总体趋势。但是具体来说，各个地方差异不同，这涉及到人口多少不一样，人口密度不一样，那么相应的支出也不一样。公共服务的地区成本差异非常大，比如医疗卫生，在人口密度大的地方，一所医院可以解决很多人的看病问题，而在人员稀少的地方(比如新疆)一所医院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距离遥远，提高了相应的交通运输成本，所以相应的投入可能要多。另外，在山区也不一样，比如贵州、云南等山区，电视里经常能看到孩子上学都要翻山越岭，如果把他们搞到一起，那么就要住校，住校就得有校舍，其成本也不相同，所以这些结构调整就是优化。优化就是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符合当地老百姓的要求和意愿，要落到民生的改善和民生的保障上来，促进当地整体经济发展和改善社会发展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整体财政不断扩张，但税负过重，这一直是广受人们非议的话题。那么，您觉得如何解决国民个人以及企业的税负过高带来的问题呢？
　　刘尚希：总体来看，税负过重的潜台词就是政府的钱花得太多了。政府花钱太多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财政支出可以减少呢？能减少的主要是政府“三公”消费这一类东西，其他的社会支出，比如教育、医疗、环保等等这些少不了。其实，要减少税负，政府的支出结构要改变，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就是政府公共支出方面少花点钱，公共服务方面少搞一点。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要减少政府公共支出恐怕很难，因为这是一种赤字运行的状态，全国目前赤字上万亿不是小数，而现在也不是说财政很宽裕。值得注意的是，钱要花得有绩效，这是一个总体要求，如果财政没有绩效就白花了。要把钱花好，就要涉及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问题，尤其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教育、医疗、科技体制方面的改革，就是说财政投入要有更好的效果。所以，归根到底，税负问题是一个选择问题。
　　除了税负以外，实际上还涉及到社会保障方面的负担和社会保障的缴费问题。有人说把各种账加起来算在一起有30%多，但是这种算法存在一些问题。有人把资产性收入、国有企业上缴红利、土地出让金、采矿权的出让等这些收入算到税负里也是不合理的。这种东西是一种交换，是国家的财产性收入，跟税是有区别的，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刊于2011年3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