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在昆明理工大学“非法”旧书地摊上买了13本旧书。分别是：

《刘少奇-论党》（1953年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字体竖排）

《刘少奇-论党》（1980版，人民出版社，字体横排）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1969年云南第一次印刷，人民出版社）

《杨开慧 》（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花腰傣古歌谣》（2008，云南民族出版社）

《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年， 人大出版社）

《鲁迅作品试讲》（1974年，云南大学中文系师生编，内部资料）

《鲁迅杂文的社会历史背景》（1974年，人民出版社）

《教育名言集》（198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

《文史知识》 （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

《祖冲之》（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钟旭传》（198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云南方言概况》（1958年，云师大科研处，内部资料）

 

说来可悲可笑，13本书总共加起来不到40快钱。算是捡了个便宜，但心里却不竟高兴。特别是看到《云南方言概况》一书之时，特别不是滋味。向来这样的资料应是十分珍贵的，却也只是几块钱的货而已。

 

今天昆明天气很好，夕阳照在莲花池旁的楼宇上，霞光满天。穿过铁路，就到了昆明理工大学门前。很多书贩在卖书，大多是卖考研、考公务员一类的书籍。也许是今天刚刚考完国家公务员的缘故，书摊上出现了很多老书、旧书。

 

书摊边上依稀有几个人东看看西瞧瞧呢。几个老板则在一旁斗地主，许多旧书就摆在地上，似乎有些顺序，但又无人照管。当我问到这几本书要多少钱时，看似“精明而能说会道”的老板慢慢悠悠走过来，不经意的看了看，开个价格，表示《云南方言概况》要5快钱。从他眼神里，我读懂了他的法则。厚一点的价格高一点，小而薄的就一两块一本。在悠闲的老板的经营法则里，书籍就是书籍本身，与知识有什么关系呢。发黄的纸张破旧而难看，没有新鲜感，更无时尚可言。在时间的沉淀里，书籍价格骤降，价值骤减；在时间的隧道里，知识的创造者、收集整理者早已作古，又有何人关心该书。在作者那儿，书籍不是书籍，书籍是知识本身，纸张仅仅是本书曾经作为知识的载体罢了。在作者哪里，书籍是心血、是汗水、是凝集自己生命的价值。

 

打开《云南方言概况》，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马上就吸引你的眼神。例如大理人称癞蛤蟆（普通话）为“气鼓鼓”（普通话影响下方言），玉溪称“癞咕得”，昭通称“癞刻宝”，澄江称“癞浆包”；大理人称兔唇为“缺嘴皮”，玉溪称“豁豁”，昭通称“缺锤儿”等等。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叫法，即有不同的语言，表明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认知。这种认知本身就是科学，而且是被普及的科学。每一种叫法和称谓本身就是认识和欣赏事物的方式方法之一。语言即对美认知，不分真善美丑恶，只是因地制宜，适合罢了。

 

旧书老板能说会到，也操着一口方言口音，但是否懂得这层意思就不好说了。由于在植物园攻读环境教育的研究生，对科学和科普有过一些思考。科学上，癞蛤蟆可以是两栖动物，可以使变态生物、也可以是化石、生理、生态、进化和动植物关系中的任意一种描述；语言上可称为气鼓鼓、癞咕得、癞刻宝，其它很多叫法，乃至其它语种，如toad；美学和认知上，癞蛤蟆表示皮肤，气鼓鼓表示会胀气避开天敌，癞咕得表皮肤和叫声，癞刻宝表皮肤和文化意义，各地方人群认知、感受和欣赏意义上不相同。对于科学研究或者语言研究，价值不菲。于生物多样教育，这种价值更为难得。各地对兔唇的称谓对于医学教育的价值不菲，这种教育也最有利与老百姓接受。

 

些许例子便能说明“旧书”的“价值”。恰逢今天早上刚刚参加完云南生态学会《生态系统-持续与发展》会议，外加前些日子在厦门参加“2010中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和“植物园年会”。几个会议上报告之差，之烂，且生活之糜，思想之窄，人心之乱。想着自己做研究、写论文的艰难，此刻见此“低贱”书，知识被如此冷对，怎能叫人不心疼？

 

2010生物多样性会议、植物园年会和云南生态学会上，举国上下生态环境的恶劣和“科学家”的无奈是最主要的旋律。大家都在鼓吹各自“功绩”，没有针锋相对的观点，没有丝毫有意义的对策。环境问题和生物多样性问题被孤立为生态学相关学科的独角戏，没有社会科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政客的参与。交流也只剩下晚会的举杯和鼓浪屿的深夜听浪。

 

开完会议，除了疲惫和大餐之外，貌似毫无意义，倒是王中宇先生发表在科学时报的一篇评论草原保护的文章《面对走向消亡的游牧文化（一、二、三）》更有视角，更为感触些。

 

面对继续恶化环境，生态学家和学者还能否发出“国破山河在”的感叹，或许我们都终要成为穿金戴银的老鼠。

 

那些“荣耀”的论文，又怎能耐得空气中的氧，耐得住时间。几年以后，谁敢说自己的“大作”又逃得过那几位斗地主的旧书老板的“毒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