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哈丁发表了《公共草地的悲剧》的文章，解释公共草地为什么长不好的原因。因为公共草地归集体所有，但人们在草地上放的是私人的羊，卖羊的收入归个人所得。毫无限制地在草地上放羊，必然造成草地退化，造成损失。

    假如有位恶霸霸占了公共草地，对所有放养的羊进行收费。收费使部分放羊人放弃公共草地，经过一些时间，公共草地又恢复了繁盛。恶霸只是做地收钱，却可以使公共草地获得恢复，提高效率。不仅占用公共草地，占有矿山、湖泊等等同样可以提高效率。强占公共资源，并不公平，然而提高了整体效率。公平与效率有时会出现冲突，人们也设计了各种制度以求得完美解决，但实际上总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我国对煤矿以资源税的形式收取费用，却无法阻止滥采和浪费。

     1978年实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生产力，人们对承包制抱有充分的信心，然而仍有不足之处。农民在承包了公共林地、草地、公共湖泊后，对投资仍然非常小心。清理湖泊，深翻土地等长期性投资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然而农民担心被集体收回去，投资无法收回。即使国家规定承包30年不变，地方上的土政策却不稳定，而且他们还要担心其他农民的忌恨。

    类似于草地、矿山和湖泊等能看能管的公共事务比较少，大多数处理并不容易，比如野生动物保护、公共海域保护、垃圾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等等。改革开放后，渔民最先装备了先进的捕渔工具，在南海、渤海、东海等海域进行高强度捕捞，以至于超过资源再生能力，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效益下降、渔船停产、渔民收入下降等严重问题。后来，我国在多个海域实行定期休渔，防止把鱼子鱼孙全抓完，以求得更高的生产效率。

   国外发达国家往往实行配额捕捞。他们首先预期渔业资源的可捕量，然后根据船大小进行分配。比如说分给我们1万吨，现在有船五艘，那一条船只能捕两千吨。

    休渔和配额捕捞保护了海洋生产能力，但是也降低了资源利用率。一年里，渔民和渔船要白白浪费一个季度时间。而且由于渔船数量多，能力强，休渔过后，捕获量大幅下降。本来希望一网下去能抓几百吨经济价值很高的鱼，结果只获得几十吨甚至几吨小鱼小吓，甚至达不到渔船出海下网的人工费和柴油钱。配额捕捞更是如此，有捕10万吨的能力，却只能得到1万吨的配额，同样是资产浪费。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和垃圾污水处理仍处于探索阶段。野生的中华鲟和华南虎已经灭绝。我国河流污染、空气污染已经是自明的事情，不再需要多介绍。

     以上介绍说明公共事务的处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政府在公共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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