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东西都快40年了。

杭六中在杭州市上城区柴木巷里。巷子不宽，大约4米左右。上学的时候，我一般走凝海巷，在柴垛桥的地方转弯进去。或也可以走佑圣观路，路稍微远一些。

走佑圣观路，会经常遇到一个痴呆小伙，他体形单薄又胆小，吓唬一下，就会给你唱歌，悠扬的歌声至今也能记得，“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有些酸楚，却是很纯情。他总是靠着墙边行走，或许那样会给他更多的安全。

柴垛桥、柴木巷和凝海巷的交叉路口附近，印象中有一家木器店，凝海巷靠近荐桥附近有一家修伞店。小店生意是相当的红火。夜间，店主常在门口摆一小桌，弄些花生米和黄酒，自得其乐，引得路人眼馋。

柴垛桥路北侧，原是一个安徽会馆，1948年在此成立了安徽中学，后来变成杭六中分部，里面有个礼堂。文革破四旧，先是作为红卫兵的司令部，再就改为校办工厂了。在那个礼堂里，作为杭六中学校文宣队成员，我是经常在那里吹拉弹唱，“赶粮路上”，“洗衣歌”和“亚非拉人民团结紧”都是那个年代的保留曲目。每逢“最高指示”的下达，也少不了赶排语录节目。小提琴，大提琴，二胡，笛子，口琴，钢琴，好好样样都会，样样都不精。学校宣传队还出了个名人，王次恒同学高考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后来成为中央民族乐团的笛子独奏演员了。那时，我们还经常在一起练习器乐。

杭六中校办工厂，在靠近荐桥的那一边，有翻砂造型车间和小高炉炼铁车间，生产汽车配件。在礼堂和翻砂车间之间，是几间分析化验室。

有一次我在高炉上劳动，不幸煤气中毒，栽倒在高炉炉口边，失去知觉15分钟，被同学紧急送往杭州第三医院救治。那是一个下雨天，气压很低，我作为班干部，要干最苦最累的活。我在高炉上把焦炭和废铁块等一簸箕一簸箕地往高炉口里倒。炉口和地面是齐平的，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万一失手，人和料就有可能一起掉到炉子里去了。现在想想，还是很危险的。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学工学农劳动可是真干活的啊！

学校大门开在柴木巷里，面向北，不大，旁边还有一小门，和传达室连在一起。我曾经在这个小传达室熬夜值班过。记得那个夜晚，半夜被尿憋得没辙了，又不敢出门去解手，于是就站在传达室桌子上向着小门的通道行方便之事。那夜，还有一些同学在校园里值班，夜晚困得实在受不了了，大家就回班级教室，把几张桌子拼在一起，集体睡觉。就一条被子，是老祁同学带到学校来的，7-8个人你拉我扯抢被子盖，记忆犹新啊。

学校大门口右侧。从学校大门进入，左侧是一堵长墙，上面用来张贴各种告示，有一阵子也贴了不少大字报。右侧是两层楼的教务办公区，校长办公室也在上面。学校大门通道到底左拐，再右拐，就能看见大操场了。我读初中和高中的教室就在操场东北侧的教学大楼里。

文革之后，课本内容大多要与生产实际紧密联系。比如，物理课课本题目就改为“三机一泵”了，一开始就学“四个冲程”。每年还安排大量的学工学农实践活动。我们去过无线电厂、汽轮机厂、翻砂铸造厂和工具厂等。学农劳动除了种田、养猪和养鸭外，还学习赤脚医生知识，中医和针灸是必须的，还学习如何维修和驾驶东方红拖拉机（12匹马力）。回想起来，这些社会实践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对年轻人的能力培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次在乔司农场，吃住在农民家。夜晚，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找了几个同学出去抓猫。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吃猫。至今还记得，那猫是我杀的，皮是我拔的。我们用几块砖头搭起了一个临时炉灶。猫肉是酸的。

胡祝三老师的代数课程是非常精彩的，他讲课很认真，很投入。他在黑板上作图，大多使用工具，板书是相当的漂亮，不少同学都跟着模仿。历史课老师方言很重，上课讲话的方式也很特别，嘴巴大张，吐出舌头，话语于是叽里咕噜地跑出来了。不少同学们都在背地里学他的腔调说话：“原始社会的时候，一家一户小生产，畜牧业是木牢牢的发达”。在教学大楼后面的医务室，老医生带着有好几圈的近视眼镜，经常用地道的宁波腔和看病的同学们讲：“红贡水搽搽亦，阿司匹林吃吃亦”......，有同学反着说，“红贡水吃吃亦，阿司匹林搽搽亦”。

刚进初中不久，我就加入了红卫兵组织。那时候，红卫兵组织很吃香的，带着袖章，走在路上很神气的。然而在中学期间，我却是始终与共青团组织无缘。后来，在大学读书，班里一共90名同学，唯一不是党团员的就是我。班级团组织终于接受了我的申请，让我圆了入团梦。

1977年，高中毕业了。在柴垛桥学校礼堂讲台上，我作为班长代表发言，我大声朗读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发表了决心书，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大地。我联系好了下乡的地方，买好了水田袜，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出发了。

忽然有一夜，我爸回家，告诉我了一个消息，要恢复高考了。这个消息极大地刺激了我的神经。其实，我是不愿意去农村的，其实，我真的对读书是有兴趣的。我于是在1977年11月-12月期间，参加了“杭六中革命委员会”的“教育革命组”组织的高考复习班，参加了杭六中的高考选拔考试，上城区高校招生文化水平审核考试，市模拟考和省统考。1978年1月，我终于被杭州大学录取了，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杭六中，我的母校，每每回杭州，路过佑圣观路，我总要驻足仰望一下。岁月变迁，老弄堂，老墙门，老教学大楼，老杨树….，这一切都已经不在，唯有那阵阵的青春气息，那浓浓的师生情谊和同学友情，却是依旧荡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