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研生涯和科研方向(二)
                                                               （ 求学、教学、科研的一些亲身经历44）

 
        由于上述情况,我只能一个人对有挠引力理论先作些研究，打算待我所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学过广义相对论和微分几何的基本理论以及一些有挠引力理论的基本知识后,再让他们在准备硕士论文时,跟我一道进行有挠引力理论的研究。为了使这种设想能够顺利实现，我主观地把研究生的硕士论文课题限定在有挠无曲时空引力理论的范围之内。那时我是这样考虑的：研究既有挠又有曲的时空中的引力理论可能太复杂，只研究有挠无曲的时空中的引力理论可能简单一些，而且易与有曲无挠的时空中的广义相对论对比。而实际上，有挠无曲的时空中的引力理论的数学表式也不简单、仍很复杂，并且还不如既有挠又有曲的时空中的引力理论易于与广义相对论对比。这些是我在退休后钻研有挠引力理论得出的结论。在我的研究生写硕士论文时，由于我还没有较多地深入研究有挠引力理论，只凭主观考虑的要求是不适当的。这导致后来我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共11名）一个个地离开了有挠引力理论，也导致后来我继续深入研究有挠引力理论时没有合作者；虽然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作为导师，在指导研究生写硕士论文时要求不适当，给他们完成论文造成一些困难，并因而对有挠引力理论产生一些误解，我是有责任的。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遗憾也很抱歉。我所培养的11名硕士研究生虽然都没有继续研究有挠引力理论，但他们在其它领域都做出了贡献，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有7人，出国留学的有6人，后来任教授或研究员的有7人；目前仍在从事广义相对论、宇宙学与天体物理研究的有3人，这3人都是国内著名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或研究员，都是博士生导师，他们的学术成就都超过了我。虽然我想带研究生从事有挠引力理论的研究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我所培养的11名硕士研究生的成就也使我感到欣慰。
         1992年退休后，我曾想继续招收硕士研究生（那时大连理工大学还未获得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并想继续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之前我曾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只是1.5万元/3年,平均一年5千元）,都没有成功。因为已有规定，退休教师不能招收研究生，退休教师也不能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仅如此，似乎还有防止退休教师干预在职教师的措施。曾听说在‘官场’中要防止离退休干部干预在职干部，因为这往往会涉及权力和金钱，因之这是必要的；至于科学研究，退休教师与在职教师多接触、多交流对学术的看法，理应只有好处，谈不上‘干预’，可是我经历的事情却与这个想法不同。在我退休之前，‘相对论教研室’被取消，合并到理论物理教研室，从普物教研室随我分至‘相对论教研室’的三位比我年轻的教师，其中2人已调去外单位，另一人也准备调去外单位（后未调），由于去外单位可提升为副教授，大家是自愿去的。就我的人事关系来看，实际上我在理论物理教研室起不了什么作用，没有可能去‘干预’什么了。可是，我退休之后，有一次学校曾要求理论物理教研室讨论如何开展科研和培养研究生，我以为会邀请我去参加，但一直没有人来找过我，以后我也就知趣，彼此便不来往了。
        在我退休之后， 1998年刘宏亚（周培源的博士生，后不幸因病早逝）回国，调来大连理工大学物理系。在桂元星教授、刘宏亚教授以及理论物理其它专业的教授们共同努力下，大连理工大学物理系获得了理论物理博士点和博士学位授予权，桂元星和刘宏亚都是引力理论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物理系在引力理论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工作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是我，第二阶段的代表是桂元星。第一阶段只培养了硕士研究生，第二阶段主要培养了博士研究生；桂元星、刘宏亚的成就大过于我。学术发展的特点是有连贯性和继承性的，而我们这两阶段却几乎没有关连，我退休后，彼此没有接触和交流，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不知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