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暴露社会信仰危机
　　文/周子勋
　　当前，国内社会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对于这个事件，富士康5月26日首次向媒体敞开大门，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赶赴深圳公开道歉，并主动邀请媒体参观。他表示，富士康与心理专家讨论后认为，工厂管理并无问题，跳楼事件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而深圳市政府当天则表示，是富士康的管理文化导致了问题情绪的叠加。
　　从以上相关人士对事件的回应来看，显然，他们当前对问题的认识依然没有到位。实际上，如果将这些问题与此前的暂住证事件联系起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富士康事件已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共事件，背后是我们的社会信仰危机。
　　不可漠视工人人性
　　当前，中国制造所奉行的管理方法仍然是以“泰罗制”为核心的“唯效率”方法，“泰罗制”的本质是将工人训练成可以如机器一样的“精确动作”，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在其巨大的管理方法论贡献之外，对工人人性的漠视是其内在本性的缺失。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企业出现这类事件都会受到严重的警告，但是，富士康在中国却享受著贵宾级的待遇。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更是在出现十连跳之后才表态，在十一跳之后才飞到深圳，而且，首先不是积极地反思管理上的问题，而是去烧香拜佛，这种明显缺乏诚意的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得到认同。
　　而从地方政府的意见来看，仅仅将事件作为转型时期特殊情况的看法显然是对自身责任的一种推卸。中国社会在谈论中国制造的时候，政府、媒体以GDP增长为炫耀本钱，企业家们则跟著舆论风潮大谈从国际化到慈善到低碳等热门话题，就是很少谈自己企业里的员工满意、员工幸福等。
　　我们可以看到，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代工产品包括了苹果的iPhone手机和Macbook，以及戴尔、索尼、诺基亚的产品。目前在中国的员工总数超过80万人，其中在深圳工厂就雇用了48万人。从这一点来看，深圳市政府需要它，因为它能带来税收，其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的22%，每年为深圳创造出超过百亿元的税收。
　　正因如此，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制造，“泰罗制”的工厂已经变成了“24小时生活”本身──如果说8小时工厂工作还是必须忍受也可以忍受的“生计活”，那么，中国制造却将“泰罗制”变成了无法逃避的生存“城堡”──这才是富士康事件背后真实、残酷又无奈的中国制造的体制悖论！据我以前在深圳富士康做工的一个亲戚介绍，那里管理太严格了，在里面，任何的信息都是封闭的。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在重资本轻研发的报酬模式下，人的作用被压制。虽然不少企业提倡团队合作精神，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其目的依然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经济利益，心理上的各种满足却无法得到满足，过去的那种集体主义以及更高层次的精神信仰，在今天早已经被金钱代表，造成大量的流水线工人成为了事实上的机器，对未来的出路充满迷茫。过去，我们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但是今天就显得很无奈。一个长期在珠三角打工的青年就说：“今天的劳动人民无法改变命运，只能改善生活。”这些对未来失去期望的群体显示出当前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GDP。
　　如果说过去那种只靠低端劳动力成本优势能够获得制造优势的话，而且可以将这个成本压得够低，那么今天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当前，针对中国制造业这种缺乏人性管理的体制，在珠三角加工制造业集中区已经出现了更多形式的抵制行为。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本田在佛山的零部件工厂工人因不满薪资待遇从5月7日开始罢工，要求厂方将薪水提高至2000至2500元。本田零部件公司提出两种加薪方案，但均遭拒绝。由于本田在广东佛山的零部件工厂持续罢工，本田在中国所有四家组装工厂被迫全部暂停生产。话又说回来，今年很多地方都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是从整体而言，这种局面很难得到有效的改观。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富士康事件必须从一个公共事件来重新认识，从而进一步反思我们的整个制造业，由此推动我国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升级。事实上，不管富士康事件最终会有一个怎样的处理方式，从本质上来看，其实是对我们整个社会信仰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