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社会责任:古希腊的“智者”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社会责任在于努力教公民一种表达自己政治信念、阐述自己政治观点、进行政治辩论的方法和技巧,而政治辩论所要说服的对象是公民集体或公民同伴,而不是某个掌权者;与古希腊“智者”约略相当的中国先秦的“士”,他们的社会责任则是向统治者游说或献策,使之接受一种价值观念或治国方略。
中国的“士风”从先秦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至今中国的“士”所论所议也还是为了让统治者接受一种价值观念或治国方略。但是,自古及今中国的统治者鲜有接受当世之“士”所向他们游说的价值观念或治国方略的,倒是如秦始皇这样的“暴君”、“昏君”反肯听听韩非的“五蠹”之论,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抢夺其人,其器重士才如此,善纳士人之见如此!历代“明君”“圣君”之敬重士人无有及于秦始皇者,凡“明君”“圣君”皆自以为“明”,自以为“圣”,无不视士人之识如孩童之见;而黎民百姓也因为士人说话从来都不是讲给他们听的,他们也听不懂这些士人在讲什么,所以对士人也向来是“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凡自认为有真才实学者,几乎无不是在自感生不逢时的怨忧中悲戚郁闷地了其一生。
中国的“士风”是到了该转向的时候了。知识分子甭再徒劳无益地向统治者游说了,还是说些让黎民百姓听得明白并且对他们有益的话吧。知识分子真想改变这个社会的话,就从改变自己开始吧,从改变向统治者游说的传统恶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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