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城”现象看国人科学精神障碍

                                     胡业生

在山东投巨资建设文化城及华南虎事件，都有专家、民众、政府的参与。在理性、批判和质疑声中，三者发生角色错位。认知失调的背后显出科学精神在国人思维中的内化。建设文化城是在国学热的历史环境中，为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培育向心力的一种理论自觉和行为选择。两会期间，济宁市政府打出两张王牌：第一，在理论层面放大文化城的价值。69名院士的联合签名使项目的可行性获得权威论证，其“信度”令人仰止；第二，中央领导批示，其合法性、权威性让国人俯首。山东政府以学术权威和政治权威公开PK科学精神。面对质疑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济宁政府先是不与回应，后来又说“允许争论，但城是一定要建的。”其态度之强硬让国人大跌眼镜。

分析一下其背后的逻辑：一、建设文化城的动机不容置疑，中央领导尚且首肯，异样的声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面对民意采取回避的作法以及对民众情感的忽视进一步激起了国人对建城的深入思考。二、69名院士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权威性是不容和不能置疑的，任何质疑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甚至是狂妄的。自此，济宁政府陷入了一种理性的无知和集体无意识。对问题平权争论，在信息不对等的条件下放弃心理优势，科学坚守，积极宣传，耐心包容，小心论证，从人们对文化城的价值判断入手，从理论和情感上寻求对策和理解才可称为科学的方法。但政府习惯性的思维缺乏科学精神支撑和指导。由于其本身缺乏反思的自觉，建城价值取向被强化、内化后非法升值。当这种价值观与流通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形成一种思维的惰性，这种思维的惰性变成科学精神在认识论上的障碍，并且被误用为抵御质疑的保护法则。但是，后现代语境中的人们要求消解权威，处处以自我价值为核心。

济宁政府也不例外。他们把非法升值后的价值观投射到民众身上。对自身行为缺乏反思必然会忽略自身之外主体的价值需求，希望自己能和别人平权争论，但不希望自己被别人平权质疑。心理学研究认为，人们在接受信息时会选择性地吸收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屏蔽与目的不相关联的客观存在。意识的有限性使我们对问题的把握往往流于片面，以局部代整体，以个别推断一般。在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对同一问题理解和认识的评判标准是以自我价值为核心，以个人理性、个人经验为认识尺度，在方法上追求思辨逻辑，看重现实可操作性和可证性，在价值判断上要求即时性回报，要求主张者的理论和现实吻合，逻辑上自洽，可以预判未来，发生条件可以控制、可验证。避免规则依赖、责任规避、选择执行。两种范式发生交锋时，要有科学的包容精神，开放的心态，做出有原则的退让，形成以问题为中心,文化城的建立能复活文化基因吗?传统文化动机内涵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