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随着10世纪后西欧先进生产力亦即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走出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之二），），生活开始好过起来，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基调由彼岸回到此岸，来世回到今世。首当其冲的是宗教的变化，“就某些方面来说，它几乎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中世纪前期由于社会动荡，生活艰难，“思想上倾向于悲观主义和来世”。而到后期，这种倾向“逐渐让位于比较乐观的情绪和不断增长的对世俗事物的兴趣”。现世生活不仅“是永生的准备，而且就它本身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颇为相似：从最高纲领下沉到最低纲领，例如“社会主义不是贫穷”和“翻两番”等。罗吉尔·培根认为，必须先认识“此岸世界”，方可能进入“彼岸世界”。认识“此岸世界”，正是科学的功能[1]。与此同时，“理性主义和人性倾向缓和了刻板的宗教”。前者指下文要述及的经院哲学，后者主要表现为对圣徒和圣母玛利亚的崇敬。上帝和基督或虚无缥缈，高不可攀，或威严萧森，难以亲近，但圣徒是人，犹豫不决不敢向上帝请求之事可以求之于圣徒。圣母玛利亚更是被敬仰为美丽慈祥的母亲，这“无疑是中世纪宗教中最强烈的人性倾向的表现之一”[2]。无独有偶，中国在由文革走出来，在文学艺术上的第一步是以《代价》、《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为代表的作品，其核心也是人性的复苏。在宗教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教会本身也在蜕变，通过发赎罪券敛财，甚至推广到地狱中已死之人[3]，修道院则成了妓院。人间的一切享受，教会都要。默默的基督教信仰被公开的享受现世的态度所取代[4]。

与此同时，大众也在走向世俗化，日益对现实感兴趣，对信仰、对教会怀疑日增以及表现在政治上市民的兴起。一个有趣的例子是，12世纪前，欧洲东部国家玩国际象棋，后位是男性，即国王的首席大臣，每次只能斜行一格。到12世纪的北欧，这枚棋子成了后。到中世纪末，这位后的棋路开始在整个棋盘上纵横驰骋[5]。与此同时，行吟诗人正在吟诵爱情和肉欲。哥特式教堂则比罗马式建筑更复杂、雅致和讲究。帝王也试图参与世俗化进程，积蓄力量向教会夺权，在科学上，他们支持研究，甚或亲自参与其中。代表人物是生活在13世纪的腓特烈二世。他在西西里接受教育，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他以基督教的眼光看伊斯兰教，又以阿拉伯的眼光看基督教，发现一切宗教都是欺诈”。他因写《耶稣、摩西和穆罕默德：三个大骗子》而受到谴责。腓特烈二世积极支持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当时，西西里是重要的翻译中心，司各特即在他的宫中翻译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人的著作。他在1224年创立那不勒斯大学，扩充了萨勒诺大学的医学院，使解剖合理化，建立医师考试和允许开业的制度，该校“向罗马放射出凶光”。腓特烈二世是13世纪欧洲新生力量的先驱，一些后人称其为“第一个近代人”[6]。然而必须承认，教皇在当时的政教相争中依然强大。

世俗大学的出现也具有重要意义。10世纪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上升，教育也得到发展，原来承担主要教育功能的修道院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外，新的世俗大学开始形成，如牛津、剑桥等。大学，university，在一开始的本意是将“versity”，拥有多种多样的知识的教师和学习这些知识的学生“uni”，聚到一起。在12～13世纪主要从事法律、辩论、哲学和医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后期进一步扩展到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如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对冲力的研究。世俗大学的出现表明社会的进步和教会势力的下降。从此，西欧社会就有了相对独立的可以自由探讨学术和科学问题的场所和交流思想的阵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校正在培养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或另一类无视宗教放荡不羁的人——他们甚至在圣母院的祭台上掷骰子。有一句话形容当时的这些大学生：“在巴黎学神学，在博洛涅学法律，在蒙彼利埃学医学，但是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的生活都不能使上帝高兴。”[7]中世纪社会就这样开始培育自己的掘墓人，培育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先遣者。“大学是中世纪后期反抗宗教最自然的中心。”[8]

最后一项因素来自外部。11世纪，受外部各族越来越大的压力，拜占庭皇帝向本已分裂的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求援，后者发起十字军东征，由此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威尼斯和热那亚即由此开始垄断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先有西方对西班牙穆斯林的战争，欧洲各地学者纷纷来此学习穆斯林的科学，以及阿拉伯文本的古希腊、罗马著作，托勒密的《至大论》即在此译出。西西里岛攻占后，司各特在此翻译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著作和《形而上学》、《物理学》等，以及阿拉伯的炼金术、数学、医学等。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后，用马车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书籍运往西欧，掀起大规模翻译热潮，并且逐步转为由希腊文直接翻译。新学术渐次进入西欧文化之中，进而在某些领域取旧学术而代之。大翻译运动对于改变中世纪沉闷气氛，促使学术复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原来他们的祖先是这样思考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原来人性是如此高贵，自然是如此美好。稍长的网友当记得，中国80年代在思想解放中类似的大翻译运动，大量翻译和编译被隔断了几十年的西方的学术著作，或许影响最大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在一次课后，一位年龄稍大的博士问我，文革后，改变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哪一本书？我还没有回答，他就说，“对我是《走向未来》丛书”。就在这几天，一位好友还问我，是否知道金观涛。而金观涛先生就是这套丛书的编委和重要作者。

这一小小的系列发到第4篇。正如在系列的第一篇所谈到的，启蒙远未完成。博主旨在由这几篇文章来关照当代中国社会，为理解眼下的诸多事件提供一个看来是异域的和历史的视野。虽非呕心沥血，但也下了功夫。有网友的支持和期盼，博主将坚持完成这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