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孟孟
卢梭曾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变坏了。在学术上,我们也可以说,凡是外国人的好东西,一到我们中国人手里往往就变坏了。这样说,也许很容易被视为有崇洋媚外之嫌,但在学术意义上,只有学理没有土洋,只有真理没有中外。
以史为证:公元7世纪,年轻的大唐“三藏法师”来到北印度的佛教首府那烂陀寺,他流利的梵语,俊雅的风度以及高深的学识征服了那里所有的僧侣学者,也令戒日王为之倾倒。玄奘西域之行凡十七年,回国时携带由二十匹马托运的佛教经典六百余部,在长安(今西安)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欢迎。然而,在后来数百年的历史里,却发生了令人惋惜的事。玄奘当年为求“正宗”,“原版”的印度佛法而历经千辛万苦,到头来拯救华夏神州于水火的却是“中国化”的,经过“修正”的佛法,特别是禅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邓晓芒语)。
再拿“科学”这一术语来说,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国人引进本土以来,关于“科学”的各种用法便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对于科学,有的指自然科学,有的指人类知识,有的也说历史科学,有的也把哲学归入科学等等。你说你的,他做他的,交流起来很难达成共识,自然也很难求的进步。
当前,“范式”这一术语在学术界的命运也近如此。人们对其解读是五花八门,但却美其名曰:中国化,本土化,理解性借用,合理内化。把“范式”原初的基本的规定抛致九霄云外了。
然而,我们并不是说拒绝对概念的丰富与扩展,而是要问这种丰富与扩张的限度何在?不论是谁拿起“范式”这把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猛吹起来,不管该怎么吹,也不管别人在怎么吹。如此,学术上的“范式”乐章,只能沦落为一堆噪音。
一次,我和朋友聊起“范式”的问题。我说,库恩在196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虽然赋予了“范式”多重的内涵和意义,但其基本陈述却是明确和清晰的。然而,我们使用的“范式”,什么意思都有:方法的,方式的,信念的,体验的,问题的,不一而足。朋友板着脸说,只要是个人,现在都会谈谈“范式”了。然后,我们大笑一阵。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人身攻击,而是发自内心的呐喊。米兰昆德拉曾说,当心灵说话时,理智出来反对,是不合适的。
也许学术术语的这种消化,泛化,滥用,也是当前我们的一种研究范式吧。
不妙,看来我自己也不觉间落入“范式”的魔圈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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