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对于我来说，比较特殊。除了是科大50年周年，也是我的高中，增城中学，的80周年。

        对于我来说，高中的三年对我某些方面的影响超过了在科大呆的9年。其实这也很正常。我读高中时，是未成年人，需要老师的指点。读大学或研究生时，已经成年了。当时不觉得，但现在觉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更像一桩买卖。我领到了科大的牌照，也学了一些东西，可以为以后的发展开路；而科大则是收了我父母的银两、剥削了我研究生几年的劳动力。现在想起科大时，也会给校友基金捐点小钱。虽然不如方鸿渐那么能弄，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桩双赢的交易，划得来。

        如果我熟悉我的人认为我的人品还不错，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假设这件事情成立，我认为高中的三年，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有重要影响的。我也有幸运的时候，其中之一就是在高中时遇到了几位好老师。做一个好老师不容易，首先要你喜欢做老师，其次是你能做老师，再次是学生要能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对于前面两点，根据我的经历，估计有30%的老师可以做到，但要三点都做到，就不到10%了。一个人要使自己有某些优点，不是难事。但能被别人学到的优点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能表现出来，能被别人比较容易地感知接受；二是这些优点要难度适中，因为有些人身上的优点，是一般人这一辈子也没法学到的。

        教我高二高三的数学、化学、英语和物理老师都是好老师。语文老师其实也不错，但大部同学学到后面，都觉得语文能否考好，得靠运气。这样，语文老师的地位自然就因为学科特点的缘故，被贬低了一些。我在老师那里学到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要做一个好老师，必须要把学生的前途放到第一位。我读高中的时候，在广东做一位老师不是易事。那种环境大概如此：一个人有本事而且敢死，受到大崇拜；一个人没本事但敢死，也受到追捧；一个人没本事又不敢死，容易被人遗忘；一个人自认为有本事而又不随社会潮流的，将成为重点攻击对象。老师这个职业就属于最后一种。所以一个有能力而又继续当老师的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些学生争气一点，以后能出人头地。这也让我同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然选择管用，社会选择更管用。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做我们班主任的物理老师。首先，他的心态非常好。他多次说，做老师也不错，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我的工资不如卖水果的老板多，但他不一定就喜欢卖水果。当然，这不排除有自嘲的嫌疑。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他的目标是全班56人，而不像很多老师，认为把前十名成绩弄上去，就成功了。其实这些老师的做法比较符合潮流。在中国，要把问题简单明了地说清楚，最好用举例法。一口气把你班里的前五名优秀学生事迹说一遍，领导肯定赞你是人才。如果你全面分析，领导哪来那么多时间啊。老师好不好，确实只有学生才知道。他还教给了我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处理问题的态度：不要以主观的判断去代替事物的客观发展，在没有足够证据以前，不要把某个东西定为你观察其他事物的基准。简单地说，就是nothing is impossible。

        很显然，像他这样不遵守规矩方圆的人，很难在一个地方长呆。我毕业两年后，他调到了县教研室。06年又调到了广州市教研室。虽然他说这是无奈的迁徙，但总的来说，还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不过像他那样的人才，不教书，是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