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兴趣，还是来自于功利，一直是一个有争议道德问题。在科学活动诞生早期，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条件下，科学家个人的好奇心的确在推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在国家民族利益伴随全球化浪潮更趋突出的现代社会，重大科学活动已深深打上国家民族烙印，即使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毫不避讳地首先站在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谓个人好奇心驱动已经退化为多元价值观下的装饰和点缀；创新活动的国家需求导向，已经稳稳占据世界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地位。 郑也夫教授认为，只是经世济民，学术将是单薄的。只有关心非功利的学术，兴趣才是广博的，视角才是宽阔的。有些东西好像没什么用，然而在你关心了以后，你的本领不知不觉大了，你解释社会的能力强了。  
       兴趣则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好奇心是面对新的对象而激发出的惊讶、机动的情感；是对未接触过的对象产生的新鲜感和惊奇感，并促使主观以关心的态度去追求着一对象的感情趋势。好奇心是科学研究的萌芽，是科学研究的内在条件。有了对未知领域的强烈好奇心，才会有探索的冲动，才能对已知世界产生不满和怀疑，从而制定科学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兴趣则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如果对所观察的事物只有好奇心而不充分重视并进一步研究，没有长时间的兴趣，那么好奇心只是浮光掠影，转瞬即逝。
      霍夫曼在《相同与不同》中指出，科学是由人和他的工具完成的。而人是有可能犯错误的。求知的动力，确切的说，是好奇心、利他主义和合理的动机。但是，创造就是几乎根源于无理的黑暗的肮脏的心灵，这里有害怕、有权势、有性欲、有童年的创伤，都在隐蔽的迷雾般的浊流中沉浮，鞭笞着我们往前走。不仅性格和深层的动机起重要作用，而且它负面也可能是的创造的动力。分析科学家的行为动机不能离开人性假设：作为受雇人，科学家研究活动需要外界系统的监督管理；作为经济人，高的报酬（薪水和奖金）是吸引科学家的重要手段；作为社会人，科学家需要在一个关系融洽的组织里工作；作为管理人，科学家希望能在一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且管制较少的组织里和学科领域里工作；作为复杂人，科学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要；作为职业人后，各种各样的人加入到科学家群体之中，其行为动机更是呈现多样化。
      科学职业化形成科学家的学术多元动机。从科学社会学角度来观察，现在的学术，已不是小科学时代的仅凭个人兴趣的活动。大科学时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科学家作为“科学人”与“经济人”，不可避免要改变其学术动力。今天科学家群体的科学兴趣，已被职业化所掩盖和包容。在科学职业的周围，布满了陷阱、充斥着权力和利益的诱惑、承受着社会和公众的期待和举国的压力、面临自身生存的竞争和延续的抗争。这一切不可能使科学家能够像传统的科学家一样，除了学术，其他的都不考虑。科学职业化后，科学家就是被雇佣者、被赋予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评价他们的标准，就不是仅仅取自于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还有大量来自于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的范式强加在他们的身上。据美国西格玛?赛科学研究会1988年对全美3300位科学家的调查，52%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选择科学的原因是“探索真理与知识的欲望和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对我来说，科学比其他事情更为轻松或更有乐趣”；16%的人的理由是“希望为改善人类的物质和智力状况做出贡献”；13%的人的理由是“期望成为一个专家”，还有少数人的理由是“因为我具有是我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的潜力”和“科学具有比其他事业能获得更多财富的可能性”。  
       几乎是同期，1991年中国科协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对2000对为中国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职业的首先原因进行过调查，38.8%的人是“因为我相信科学技术对国家极其重要”；18.6%的人认为“对我来说，科学技术职业比其他职业更有乐趣”；11.7%的人为了满足“探索真理与知识的欲望和强烈的好奇心”；10.7%的人只是“因为组织的安排”；10.3%的人因为“我具有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所必需的能力和献身精神”；4.3%的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4.2%的人是“因为父母和老师希望我做这种选择”。在年龄分布方面，29岁以下的认为科学技术极其重要的占10.3%，60岁以上的人则高达10.3%；29岁以下的人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占10.3%，60岁以上的人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的一个也没有。 
       职业化掩盖下的学术功利性。体制化和职业化是当今科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科学家个人兴趣（包括好奇心、好胜心）已高度职业化，学术兴趣已与其学术职业的功利性紧密联系。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知识经济社会以来，世界对科学家充满期待，政治家对国家竞争力的提高、企业对利润的攀升都期求科学家的帮助，科学家在许多方面都面临压力，同时也面对来自权力的、金钱的、国外的、国内的、政府的、企业的各种诱惑。据中国科协2003年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他们在职业流动中考虑的单位类型依次是：外资/合资（40.20%）、无所谓（25.25%）、国营（24.80%）、私营（8.30%） 。
       科学共同体已不是“象牙塔”，功利轻向下的学术不端行为在所难免。科学共同体已不能完全置身于“象牙塔”，有时也会变成俗人，并出现学术不端行为，这恐怕是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共性。学术浮躁和不端行为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完全根除恐怕不可能。但我国学术不端行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否盛行和严峻，因为没有对比数据，不得而知。因此，要正确对待我国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要惊慌失措，要把学术不端行为控制在一定“度”内。如，据“健康伴侣”研究基金会布赖恩?马丁森在美国的调查（3247名科学家反馈问卷 ）：近13%的科学家们承认滥用“别人”的错误研究数据；近16%的人曾更改过实验计划、实验方法甚至研究结果；有不到2%的科学家对研究数据进行过造假、曾经剽窃过他人成果或者故意忽略临床实验中的重要规则；近8%的人忽略过临床实验中的非重要规则。另据《Natural cell》杂志主编曾做的调查，15.3%的科学家有过删除对实验结果不利数据的行为。明尼苏达大学的调查也显示，10%的美国科学家承认在论文作者的排序中有不当行为；网络搜索和图片处理软件更是为学术造假提供了便利，使用搜索引擎可获得未发表的原始数据，而图片处理软件也可方便地修改实验数据。英国《自然生物学》主编班德.普尔凡勒博士指出：据一项对51位科学家的抽样调查，近半数人在过去3年内知道自己身边有人有造假行为；在发表于全球三大顶级外科学刊物的660篇文章中，20%在某些地方存在不同程度的剽窃之嫌。 
       科学职业化后，科学家就是被雇佣者、被赋予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评价他们的标准，就不是仅仅取自于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还有大量来自于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的范式强加在他们的身上。学术的兴趣，常常被科学的国家功利化、国家计划化，以及企业的利益性所驱动。所以，科学家必须树立创新为民的科技价值观和学术为民的学术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