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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大家亨廷顿无缘美国科学院院士

已有 9785 次阅读 2008-12-30 00:23 |个人分类:人物纪事|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大家之一亨廷顿教授(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4.18–2008.12.24) 终于没有能够熬过2008年的圣诞节,走了。
 
亨廷顿的一生的学术生涯都是在哈佛大学渡过的。在社会科学行当的学者,乃至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学者,但凡对现代思潮感兴趣的人,应该都知道哈佛大学有这么一号人物。他的最著名、最为人所知的学术观点,是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他于1996年出版的“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学说,本书有中译本。甚至有一段时间,国内学术界以谈论亨廷顿为时髦。
 
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会被世界上不同种类的文明的冲突所取代。他甚至明确指出,儒教与伊斯兰国家的合作,将成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抛开他的观点在学术上是否能够立得住,我们只要看看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动作,就不难发现其中的联系。即便不是亨廷顿的学说导致了美国政府出兵中东地区,至少他的那套理论给美国政府提供了一套听起来头头是道的说辞。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在学理上无瑕可击,我所感兴趣的,是亨廷顿这个哈佛学者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文明冲突论之前,亨廷顿研究过政治系统与制度的变化,并考察了南美的民主进程,他认为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政治制度的进步,相反,城市化、人员流动、生活的改善、人民素养的提高等等,会带来政治上的动荡,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注意达到相应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发展目标(包括民主的或者集权的)。他出版于1968年的著作“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中译本),给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中国的“新左派”常常引用他的观点。他在早年还研究过军队的职业化问题。顺便说一句,他是越战的支持者。
 
亨廷顿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圈子,政界大佬对他的学说也耳熟能详。与一般学者比起来,他跟政府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搞社会科学的学者,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学者,能达到这个成就,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了。然而,正是这个关系,使得亨廷顿本人一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拒之门外,抱憾一生。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美国国家科学院跟早年的中国科学院一样,设有社会科学院士职位。不过,名额很少,能进入国家科学院的社会学家真的是凤毛麟角一般。比如,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那个级别的人物才有此资格。即便如此,按照亨廷顿在社会科学界的巨大成就和声望,不少人觉得他进入国家科学院似乎应该是水到渠成一般。
 
1986年,亨廷顿获得了进入国家科学院的提名,只要在职的院士们投票通过,就可以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然而,亨廷顿的运气实在太坏了,他遇到了一位数学家的强力挑战。这个数学家是法裔,耶鲁大学教授,名字叫做谢治·朗(Serge Lang)。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还是最有名的数学教科书作者之一。他写过的几十本教科书被广泛采用。朗还是著名的反越战积极分子,他甚至因此丢掉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朗在亨廷顿获得提名的1986年的前一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使得他游说国家科学院院士以阻止亨廷顿当选成为可能。
 
朗激烈反对亨廷顿当选院士,应该跟他们二人的政治观点相左有关。但毕竟政治观点不便成为反对某人成为院士的理由。朗院士的武器,是他的专业——数学。朗对亨廷顿的攻击,也全部建立在数学论证的基础上。换句话话,朗是因为亨廷顿在科学上的错误而反对他入选科学院的。
 
朗院士选取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对书中运用的数学方法做了详细考察,他的结论是:亨廷顿在书中所运用的数学方法几乎都存在着科学上的错误,亨廷顿运用了伪科学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据朗院士说,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导火索,是亨廷顿居然用数学方法论证了20世纪60年代大肆种族隔离的南非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satisfied society),他由此发现了亨廷顿在数学上的错误,而且越深入考察,发现亨廷顿犯的错误越多。朗院士为了阻止亨廷顿进入国家科学院,甚至专门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在那里开课的时候,就在课堂上讲授亨廷顿所犯的数学错误,并把他的论证,发给听课的同学。
 
朗院士的游说非常成功,加上亨廷顿始终没有对他的数学论证提出强有力的反驳,因此,以自然科学家为主的美国科学院院士行使投票权的时候,亨廷顿真的就落选了。后来他又被提名过一次,还是没有当选。
 
公平而言,要是说朗院士因为政治观点专门与亨廷顿教授过不去,还真是有点冤枉了他。斯普林格出版社出过他的一本书,洋洋洒洒地描写了六七个案例,都是他与对数学方法的不当使用作斗争的事迹。不过,其中最著名的,还是亨廷顿案例。这个案例是本书的开锣戏,也是重头戏,占据了222个页面,接近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
 
朗院士跟亨廷顿同岁,都是生于1927年。朗卒于2005年。这样,在长寿的竞赛中,亨廷顿赢了3年。不知道亨廷顿是否对此有些欣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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