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国家植物园的历史审视：兼论其当下作为社会融合空间的贡献

2024年2月初，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爆发区域性特大森林火灾，滨海名城比尼亚德尔马受灾最为惨重，辖区内的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Jardín Botánico Nacional de Viña del Mar / Viña del Mar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遭遇毁灭性冲击。这场火情不仅造成4名民众不幸遇难，更吞噬了植物园90%以上的植被覆盖区域，这座占地400公顷、迁地收藏1300种维管植物的智利核心植物园，近乎沦为焦土。作为智利国家级植物种质资源保育基地、城市核心生态绿芯，植物园的核心使命本是物种保护与生态修复，却在极端火情中遭遇系统性损毁，这种使命与厄运的强烈对冲，成为全球植物园领域极具警示性的事件。此次智利中部大火全域过火面积超11000公顷，损毁房屋约1.5万座，近4万名居民生活受波及，而植物园的重创，更是此次灾害中生态与公共文化领域最重大的损失之一。基于智利历史学家Daniela Serra的专项研究，结合植物园官方运营实况与百年发展脉络，本文从历史演化、功能迭代、社会价值、灾后重构四个维度，深度解读现代植物园的多元核心价值，为全球极端气候背景下植物园的保护、运营与灾后转型重建提供全新思考范式。

1 五百年脉络：植物园从科学工具到共和国现代化符号

植物园是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属性的复合型公共机构，拥有超500年的全球发展历史，最初诞生于欧洲医药研究与殖民物种探索需求，核心职能聚焦药用植物收集、物种分类与科研教学。而现代标准化、规范化的植物园体系，直至20世纪上半叶才在智利正式成型。区别于天然原生山林，植物园是典型的人类文化建构产物，并非纯粹的自然造物，其选址布局、物种配置、功能定位、服务人群始终贴合不同时代的国家发展需求、社会结构与城市发展基底，具备极强的动态迭代属性。智利植物园的百年发展史，完整复刻了拉美近代国家从殖民复苏、独立建国到现代化城市转型的完整历程，是观察智利社会变迁的微观生态窗口。

（1）智利独立初期三次失败的植物园构想

智利1810年独立革命后，第一代治国者便将植物园纳入现代国家科学基础设施建设体系：

1813年，教育家胡安·埃加尼亚（Juan Egaña，1768–1836）提出国民教育计划，规划国立学院配套植物园，服务药用植物研究、农业生产、手工业技术教学；1814年西班牙殖民者重新占领智利，国家教育体系重构，该筹建计划彻底废止。

1822年，智利国父贝尔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1778–1842）聘请法国博物学家胡安·何塞·多克西翁·拉瓦伊斯（Juan José Dauxion Lavaysse，1770–1829）牵头筹建国家博物馆与植物园，受建国初期政局动荡影响，该项目无疾而终。

1828年，意大利植物学家卡洛·朱塞佩·贝尔泰罗（Carlo Giuseppe Bertero，1789–1831）受智利自由派政府委托，在圣地亚哥筹建标准化植物园，还主动向法国巴黎皇家植物园申请引种种子，完善本土物种保育体系；1829年智利保守派暴动引发政局动荡，贝尔泰罗被迫离境，该植物园项目再次搁置。

三次跨越十余年的筹建尝试悉数落空，核心诱因并非技术缺失，而是智利建国初期频繁的政权更迭与政局动荡。但持续的探索足以印证核心时代逻辑：19世纪初的新兴主权国家，普遍将植物园视作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标配基础设施。在当时的认知体系中，植物园不仅是植物学、农学、药学的科研载体，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科研实力、产业潜力的重要符号，是智利摆脱殖民桎梏、构建本土科学体系、塑造共和国现代化形象的关键文化标识，具备极强的国家战略意义。

（2）落地与分层：国家科研基地 + 精英休闲庄园

政局稳定后，智利植物园建设终于落地生根。1853年，智利政府正式颁布筹建法令，委托德国知名博物学家鲁道夫·阿曼达斯·菲利皮（Rudolph Amandus Philippi，1808–1904）牵头修建基恩塔诺马尔植物园（Quinta Normal Botanical Garden），项目历经十余年打磨，于1870年代全面竣工投用，成为智利历史上第一座标准化国家级植物园，奠定了智利现代植物保育与科研体系的基础。

鲁道夫·菲利皮（Rudolph Amandus Philippi, 1808–1904）

菲利皮是19世纪拉美自然科学奠基级学者、智利现代植物学与自然博物馆体系开创者，被誉为智利自然科学之父。出生于德国，早年深耕欧洲古生物、软体动物与植物分类研究，拥有扎实的经典博物学功底，1850年代受邀移居智利，终身服务于智利国家科学体系建设。 1853年受智利总统曼努埃尔·蒙特任命，担任智利大学动物学与植物学教授，同步执掌智利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重构智利自然科学教学体系；主导阿塔卡马沙漠等智利本土全域自然资源科考，系统梳理智利本土植物、动物、地质资源，填补南美南部物种分类空白；主持建设基恩塔诺马尔植物园、配套标本馆与种质保育体系，搭建智利首个规范化植物迁地保护平台； 出版《智利植物志》（Catalogus Plantarum Chilensium）《植物学基础》（Elementos de Botánica）等经典著作，构建智利本土植物分类学框架；培育智利首代本土自然科学研究者，奠定该国近现代生物多样性研究、植物园保育、自然科普的学科根基。其科研体系兼顾分类学理论、野外科考、种质保育、公共科普，深刻塑造了智利植物园“科研+公共服务”双重属性早期基础。

伴随国家经济崛起，19世纪中后期智利植物园呈现出鲜明的分层发展特征：官方植物园主打科研、种质保护与学科建设，而国内顶级精英家族则将私人园林打造为高端休闲社交场景，让植物园衍生出社会区分（Social Distinction）的隐性属性。铁路大亨亨利·梅格斯（Henry Meiggs，1811–1877）为该园捐赠专属温室，丰富珍稀植物保育设施；1930年代，智利知名盐矿企业家帕斯夸尔·巴布里萨（Pascual Baburizza，1877–1941）将私人资产埃尔奥利瓦尔庄园（Fundo El Olivar）赠予智利盐矿公司，这片自然禀赋优越、生态基底完好的土地，便是如今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的核心原址，其早期公共形态为萨利特雷公园（Parque del Salitre），是当时比尼亚德尔马市唯一的大型公共自然空间。

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原址萨利特雷公园历史图片

早期园林规划格局、河谷原生林地貌与观景步道体系，见证其从私人庄园向城市公共生态空间的历史演变。图源：MUSALEM HNOS

进入20世纪，智利逐步构建起多层级、全覆盖的植物园科研科普网络，形成国家级植物园、城市公共植物园、高校科研植物园互补联动的格局。1957年，坐落于瓦尔迪维亚的智利南方大学植物园（UACh Botanical Garden）建成投用，聚焦南部温带植物与雨林物种研究；2006年，塔尔卡大学植物园（Talca University Botanical Garden）正式揭牌，深耕中部区域植物种质资源调研与保育。两大高校植物园补齐了智利专业植物科研教育的短板，与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形成南北呼应的发展态势，让智利植物园彻底摆脱早期单一的景观、休闲属性，成为集科研、教育、保育、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平台。

2 功能扩张：传统保育职能之外，植物园成为城市公平缓冲带

传统学界定义植物园两大核心科学职能：迁地保护：活体植物种质资源收集、栽培、保藏，弥补原生境破坏带来的物种灭绝风险；植物学基础研究与环境教育，对标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活态生物标本。

随着城市发展与民众需求升级，当代智利植物园彻底突破了传统单一的科研保育边界，拓展出完善的公共服务与社会赋能功能。结合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官方公开的运营服务体系来看，火灾前的植物园已形成全方位、全年龄段的公共服务矩阵，涵盖户外烧烤、高空滑索、环湖骑行、山野徒步、冷餐野餐、主题市集、亲子科普活动等多元业态。植物园配套完善，设有两大特色咖啡厅、110个公共烧烤台、专属野餐区域与徒步栈道，同时全程开放宠物入园，真正面向全人群包容开放。相较于传统植物园仅服务科研人员、师生的窄众定位，该植物园的访客结构已彻底多元化：专业学者、在校学生开展科研调研，本地工薪家庭、老人儿童日常休闲疗愈，外地游客体验自然生态，各类人群在此共享自然绿色空间，彻底打破了传统植物园的圈层壁垒，为社会融合奠定了空间基础。

（1）智利绿地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植物园是稀缺普惠绿色空间

植物园公共服务功能的扩张，本质是对智利城市生态资源分配不公现状的精准回应。依据2019年智利城市发展指标监测数据，全国仅有15.4%的市镇达标人均10㎡公共绿地的城市生态建设国家标准，绿地资源分配呈现极强的阶层差异化特征：高收入社区配套完善、品质优良的公共绿地与生态空间，而低收入居民区、城郊片区普遍存在绿地稀缺、生态设施匮乏、自然疗愈空间不足的问题，城市绿色公平缺口显著。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植物园跳出单一生态科研载体的定位，衍生出核心社会价值：社会融合。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实行普惠分级票价体系，成人、学生、老人、儿童、残障人士均有专属优惠，0-4岁幼儿全年免费入园，无身份、阶层、收入门槛，以极低的公共成本为不同收入、年龄、职业、族群的民众提供平等接触自然、休闲社交、舒缓身心的公共场景，有效弥合了城市绿色资源分配鸿沟，让这座植物园成为智利城市公平建设的重要缓冲载体。

（2）多重职能是否冲突？历史视角的辩证回答

学界长期存在争议：植物园大规模开放休闲业态、面向大众普及化运营，是否会稀释迁地保护、物种科研、气候韧性研究等核心专业职能？部分学者认为，大众休闲活动会带来人为干扰、植被踩踏、垃圾污染、火情风险，不利于珍稀物种保育与生态系统稳定。但结合智利植物园百年迭代经验与该植物园实况来看，两大功能并非对立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双向赋能。植物园是动态活态公共空间，而非封闭静止的植物标本展馆。其一，常态化的公众科普、自然教育活动，能够持续提升全民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构建全民护绿的社会氛围；其二，大规模、高频次的公众使用，倒逼植物园持续完善管护体系、灌溉系统、防火防灾设施、生态监测设备，提升专业运维与生态韧性；其三，多元社群的深度参与，让植物园的建设与运营贴合本土社区真实需求，摆脱传统科研场地“重学术、轻民生”的孤岛式困境，实现科研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向统一。

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核心湖区与古典廊桥

承载水生植物迁地保育、水体生态修复、公众自然休闲多重功能，是植物园科研价值与社会服务价值融合落地的典型场景。图源：Jardín Botánico Nacional de Viña del Mar

3 灾后重建新思路：不只是 “复原原貌”，而是 “适配社群赋能空间”

2024年特大火灾不仅造成了生态资源的重大损毁，更引发了全球植物园领域关于空间定位、功能取舍、重建逻辑的深度思辨。灾后舆论场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原样复原”，严格复刻火灾前的景观布局、物种配置与功能分区，最大程度保留植物园历史风貌与科研基底；另一种则主张“迭代重构”，依托灾后重建契机，适配当代社会需求、生态保护新形势与城市发展痛点，重新定义植物园的空间价值与核心功能。

基于历史维度的推演，提出更具前瞻性的核心观点：摒弃传统单一的“灾害复原”思维，全面推行空间活化的现代化重建理念，实现植物园生态价值、科研价值、社会价值的三重升级。火灾不仅是一场生态灾难，更是一次空间优化的契机，助力传统植物园完成从“物种收藏馆”到“城市生态与社会融合综合体”的转型。

坚持公众参与式规划：摒弃专家单一决策模式，吸纳周边社区居民、普通访客、科研学者、教育工作者多方参与重建方案研讨，聚焦民众真实休闲、科普、疗愈需求，杜绝机械复刻旧有布局，让植物园空间适配社群发展。

坚守科研保育核心底线：优先修复植物园核心保育区、种质资源库、科研监测设施，持续强化迁地保护核心职能，重点守护复活节岛特有濒危物种复活节岛槐（Sophora toromiro）等珍稀种质资源，深耕本土植物保育、气候变化生态韧性研究、生物多样性监测等核心科研工作，筑牢生态科研根基。

强化社会融合赋能属性：优化植物园普惠公共空间布局，完善低门槛休闲、自然教育、社群交往场景，保留亲民的票价体系与多元服务业态，打造兼具生态修复、科普教育、休闲疗愈、社群联结功能的复合型绿地，有效消解城市阶层与空间资源不平等，强化地域文化认同与社区归属感。

完善防灾韧性体系：针对极端火情暴露的短板，升级植物园专属防火隔离带、智能监测、应急疏散、植被阻燃配置，构建适配智利干旱高温气候的生态防灾体系，提升极端天气下的生存韧性。

长期以来，大众对植物园的认知存在普遍刻板印象，简单将其定义为“种植珍稀花草的城市公园”，片面强调其景观与观赏价值，忽视了其背后的科研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但智利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的百年发展脉络清晰证明：现代化植物园是集自然科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育、城市生态修复、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公平赋能于一体的超级复合载体。一场毁灭性大火，撕开了植物园脆弱的生态底色，也让大众重新看见其被忽视的社会使命。植物园的价值，从来不止于馆藏的千余种植物种质资源、珍贵的生态科研数据，更在于它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平等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交流联结的公共场域，是城市最普惠、最包容的生态公共产品，承载着民生福祉、社会和谐与地域文化传承的多重使命。

极危物种复活节岛槐迁地保育实景

复活节岛槐为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核心旗舰保护物种，集中体现该植物园在本土濒危植物种质资源保存、生物多样性保育领域的核心科研价值。图源：Jardín Botánico Nacional de Viña del Mar

4 结语：全球植物园发展启示

放眼国内，我国各大城市植物园同样面临高度相似的发展困境：城市快速扩张导致公共绿地分配不均，城区绿地资源向核心商圈、高端社区倾斜，老旧小区、城郊片区绿色资源匮乏；公众自然科普、户外休闲需求持续攀升，但多数植物园仍侧重科研保育，公共服务功能单一；生态保护与大众休闲的平衡难题、极端天气防灾韧性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

智利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的百年迭代与灾后重构思路，为全球植物园转型升级提供了极具参考性的范本：新时代植物园的建设、运营与更新，不能再以物种收藏数量、科研成果数量作为单一“数量评价标准”，必须构建“科研保护为核心、公共服务为支撑、社会融合为目标”的多元评价体系。在严守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科研底线的基础上，主动承接城市生态修复、全民环境科普、普惠民生休闲、社群社会融合的公共使命，让植物园从小众的科研阵地，转变为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缩小公共资源差距、凝聚社区归属感的核心生态载体。

植物园档案信息

比尼亚德尔马国家植物园（Jardín Botánico Nacional de Viña del Mar, Viña del Mar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历史曾用名Parque del Salitre（萨利特雷公园）、Fundo El Olivar（埃尔奥利瓦尔庄园）

City：Viña del Mar（比尼亚德尔马）

State/Region：Región de Valparaíso（瓦尔帕莱索大区，智利）

Mail Address：Camino El Olivar N°305, Viña del Mar, Chile, Código Postal 2520000

Website：https://jbn.cl/

Tel：+56 32 298 7000（植物园总机）

Fax：无公开对外传真号码

Affiliation：Fundación Jardín Botánico Nacional（国家植物园基金会，1999 年起独立运营，隶属智利农业部统筹管理）

植物园总面积400公顷，生态基底丰富，涵盖林地、湿地、草坪、步道等多元景观，火灾前稳定保育1300种维管植物，包含大量智利本土特有物种、珍稀濒危物种，其中重点保育复活节岛特有濒危树种复活节岛槐迁地保护种群，是该极危物种重要的离体保育基地，具备极高的物种保育与科研价值。植物园日常承担植物种质资源保存、生态监测、环境教育、公众休闲服务等多重职能，常年面向中小学、高校、社会公众开展免费自然教育课程、科普展览、主题市集，是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区核心的生态科普与公共休闲基地。

扩展阅读

Serra, D. (2024). Una mirada histórica a los jardines botánicos y su aporte como espacios de integración social en el presente. Fundación Mar Adentro. https://www.fundacionmaradentro.cl/una-mirada-historica-a-los-jardines-botani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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