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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奥本海默:天才的起落与得失 精选

已有 660 次阅读 2026-3-21 19:02 |系统分类:科普集锦

 

(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1904年4月22日—1967年2月18日)是谁?他是著名的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是曼哈顿计划的科学负责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也曾遭受小人的陷害、同事的背叛、(长达四周)秘密听证会的折磨;他是一位科学天才,却在内心深处饱受了各种折磨。奥本海默的一生有过许多成功的高光时刻,也历经了屈辱的岁月。

 

本文作者最近读了伯德与舍温的《奥本海默传》和蒙克的《奥本海默传:深入核心》,也在网上看了电影,觉得也许我们该认识一下这位充满矛盾的、有血有肉的、有悲情和良知的天才学者。根据本文作者的理解,本文从个人角度对奥本海默的成长经历、个性、成就、遭遇方面作一些个人解读;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1、 青少年的生活印记

 

有人羡慕罗伯特·奥本海默,说他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罗伯特的父亲朱利叶斯·奥本海默是很成功的德裔商人,母亲埃拉·弗里德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的家族还有另一支十分显赫的脉络,他的远亲家族曾一度控制全球90%的钻石出产量。他家里收藏着梵高的画作,往来有许多文化名流。罗伯特·奥本海默(下文简称为奥本海默)天赋异禀,兴趣广泛。他幼年涉猎文学、哲学、语言等领域,尤酷爱诗歌;他在五岁时收到祖父送的一套岩石收藏品,从此爱上了矿石收藏。值得一提的是,奥本海默在十二岁那年曾研究纽约中央公园的岩层问题,与当时知名的地理学家通信、探讨并受邀到矿物学俱乐部演讲。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十分优异,深得老师们的推崇。

 

优渥的家庭环境为一个人的成长只是提供了很好的外在物质条件,在幼年成长阶段其他同龄幼童的陪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那种童年乐趣只有在同龄幼年相互打闹中才会获得(见本文注释[1])。奥本海默在这方面是缺失的,他的弟弟比他小了八岁。这至少是少年奥本海默腼腆内向的原因之一,这导致他在学校里与同学格格不入。这个现实造成了他在幼年时期的一场劫难。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合群,送他去参加夏令营,在那里他遭受同学的欺凌:一天晚上他被强行带到营地的冰窖,剥光衣服后遭到殴打,甚至在他身体的隐私部位泼了绿油漆。而少年奥本海默在当时和事后都用沉默和坚忍承受了这样粗暴的羞辱。奥本海默与家庭背景相关的另一点是关于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见本文注释[2])。在二十世纪初,德裔犹太人的身份在当时纽约上流社会意味着某种微妙的“外来者”感,这个社会认知在奥本海默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他竭尽全力地克服从德国犹太背景相关的外来者意识形态,渴望进入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

 

奥本海默成长阶段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在高中时的一次西部旅行,在那里他结识了几个朋友,他们给予了欣赏与接纳。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自己被爱、被欣赏、被追捧。这种被接纳的感觉,当然与在家里那种受宠完全不同,这是他一个人在外面独立的体验。

 

二、在哈佛的迷茫和摸索

 

1921年,奥本海默以十门全优的成绩从菲尔德斯顿文理学校毕业,不过因病推迟一年入学哈佛大学。因为大学里不再有中学阶段那种温润的环境,他因此感到很大落差,试图用智力寻求安全感,不过这种做法就更像是一种炫耀,反而使他变得很不合群。同时,因为没有方向感,他不清楚自己应该选择什么主业,于是修读了各种课程,从哲学到历史,从数学到化学,甚至一度考虑未来从事建筑学、古典学者、诗人或画家。最后他选了化学作为第一专业,但很快就意识到他不适合化学(见本文注释[3]),应该去学物理。只是当时美国的物理水平相对欧洲来说比较落后,主要开展的主要是实验方面的工作。虽然奥本海默在物理实验方面很笨拙,但他内心的坚韧让他坚持下来。

 

除了学习上的迷茫,感情方面的无力也使当时的奥本海默十分迷茫,那时他正处于青春萌动的时期,意识到对异性的渴望,然而他太内向了,根本不可能向异性示爱,这种悸动和矛盾使得他很痛苦。最后在高中时代老师开导下,认识自己那时真正应该做的还是投入到知识的充实与视野的提升上。

 

奥本海默当然知道自己的才能,他读书也非常刻苦,却又非常小心地不让他人看到他在用功读书的样子,他希望别人相信他的才华和能力是天生的。总之,他内心对知识的追求与他在实验技能和社交能力上的相对不足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对比。

 

三、在剑桥的困顿和救赎

 

1925年,奥本海默以荣誉学生身份从哈佛提前毕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他很想跟彼时已经大名鼎鼎的卢瑟福做实验物理研究。卢瑟福(见注释[4])是原子核模型的发现者,当时物理学界的巨人。但奥本海默被拒之门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奥本海默在实验方面的短板暴露无遗,那些精细的操作、耐心的测量,对他而言如同酷刑。

 

这段时期成为他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他与导师布莱克特也发生了一些矛盾,因为布莱克特是实验物理学家,总要求他做一些不擅长的实验室工作,因此他的情绪几度崩溃(见注释[5]),学校让他定期看精神医生,而精神医生也是四个月里换了三个,而且最后医患关系都破裂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比精神病专家更专业。他听说他过去的室友、高中时代喜欢的女孩、高中时最好朋友等人陆续结婚时,不断积累嫉妒或愤怒的情绪,有各种失态的表现。

 

奥本海默是如何走出这种如此负面的心理和抑郁情绪的呢?是旅行和阅读。1926年3月,奥本海默与朋友一起前往科西嘉。他们沿岛骑车,夜晚住村庄里或者露营。他经常在摇曳的烛光下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对书中关于内心里最深层的阴暗和罪恶感产生了很大共鸣,据说十几年后他还能够背诵其中的章节。这本书让他深刻反省了自己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克服了消沉和沮丧,同时也认识到自己不适合做一名实验物理学家,于是准备在理论物理领域大展宏图。

 

四、在哥廷根的蜕变成才

 

1926年夏奥本海默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跟随著名学者马克斯·玻恩(Max Born,1882年12月11日-1970年1月5日,见本文注释[6])学习。彼时玻恩刚在两年创造了“量子力学”这个词,1926年刚提出量子力学波函数的统计解释。他是一个热情而有耐心的科学家,对于这种秉性相对柔弱的学生来讲是一个很理想的导师。

 

可是,这时的奥本海默居然变得有些恃才傲物;他经常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在老师讲课时候自行拿着粉笔走到黑板前、用带有美国口音的德语说:“以下面的方式来做的话,效果会更好。”于是同学们联名写信找玻恩告状,要求奥本海默收敛点儿。而玻恩很有技巧地处理了此事:他没有直接找奥本海默,而是把签名信放在办公桌上;当奥本海默来时,玻恩安排自己被别人叫出去几分钟,故意留出时间让奥本海默看到这封信。玻恩回来时看到奥本海默脸色苍白,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侃侃而谈。后来,他开始学着理解他人,学着与人相处,逐渐成为一个富有魅力、招人喜欢的人。当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奥本海默内心深处的那种无法真正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障碍始终没有完全消失。

 

不管如何,奥本海默在哥廷根还是极大地受益于那里浓郁的理论物理氛围,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终于能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有用的物理知识,变得如鱼得水,他不断发表论文,并于1927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博士答辩。据说论文答辩当天,在场评审教授无人敢发言反驳。一年前还在困扰他的心理疾病被学术成就和自信心打败而不见踪影。

 

   1927年,奥本海默与玻恩合作发表了一篇研究分子动力学的论文。这篇论文将分子中原子核的运动与电子的运动分开处理,忽略核的运动对电子状态的影响,用量子力学方法计算分子的动力学性质,这个近似方法后来被称为“玻恩-奥本海默近似”,成为量子化学与分子物理学的重要基础之一。

 

五、伯克利的好时光

 

1929年夏天,奥本海默回到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他创立了“奥本海默理论物理学中心”,使伯克利成为美国理论物理学研究的重镇。那时的美国物理学还在追赶欧洲,是奥本海默这一代人把欧洲量子力学的火种带回美国。这一时期,他在多个物理学领域做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

 

虽然许多读者不一定对于奥本海默的科学贡献感兴趣,本文还是在这方面作一个小结。 总体而言,奥本海默的成就主要在正电子概念、中子星质量极限、黑洞理论、量子电动力学几个方面;如果下文的叙述和考证有不当之处,还请专家批评指正。

 

l  关于正电子概念:1928年,狄拉克建立相对论性量子力学后,发现狄拉克方程除了描述电子的正能解之外还有一个负能解,认为负能解代表质子。奥本海默在1930年发表论文提出异议[见J. R. Oppenheimer,On the theory of electrons and protons, Phys. Rev. 35, 562 (1930)],认为负能解对应的粒子质量应与电子相等。奥本海默这篇论文引用只有30多次,然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奥本海默等人的推动下,狄拉克于1931年提出负能解代表一种未被发现的粒子,质量与电子相等,电荷与电子相反——这就是正电子。安德森在1936年从宇宙线中发现了正电子,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反粒子。

 

l  关于中子星质量极限:1939年初,奥本海默与沃尔科夫合作发表论文《论巨大的中子核》[J. R. Oppenheimer and G. M. Volkoff, Phys. Rev. 55,374 (1939)],证明了中子星也存在一个质量上限,这个极限后来被称为“托尔曼-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TOV极限),与白矮星质量的钱德拉塞卡极限类似。不过根据他们计算的这个临界质量数值约为太阳质量的0.7倍,后来的研究将此极限提升至1.5到3倍太阳质量。这篇论文迄今被引用约2600次。

 

l  黑洞理论:奥本海默与他的学生斯奈德在1939年合作发表论文《论持续的引力收缩》[J. R. Oppenheimer and H. Snyder, Phys. Rev. 56, 455 (1939)],回答了中子星超过质量极限后的命运,即在自身引力作用下持续收缩,最终形成连光都无法逃脱的天体;外部观测者将看到坍缩的恒星变得愈来愈红、愈来愈暗,最终“将自己封闭起来,与远处的观测者隔绝任何通讯,只留下它的引力场”(见本文注释[7])。这篇论文迄今被引用1200多次。

 

l   兰姆移位与量子电动力学:奥本海默与学生霍尔在1931年发表论文,指出根据狄拉克方程能量相同的氢原子两个能级实际上能量不同[H. Hall and J. R. Oppenheimer, Phys. Rev. 38, 57 (1931)];1947年,奥本海默的另一位博士生兰姆与雷瑟福利用微波技术,通过实验测出了这两个能级的能量差[Jr. W. E. Lamb and R. C. Retherford, Phys. Rev. 72, 241 (1947)],这个差值因此被称为“兰姆移位”,兰姆因这项发现获得195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l  介子理论:这是奥本海默花时间最多的问题,不过奥本海默科研活跃的时代还处于亚原子粒子的研究早期,他没有弄清介子之谜也是可以预期的。

 

从上面几项成就可以看出,奥本海默一直处于物理学的最前沿,在多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被诺贝尔奖提名三次,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获奖。

 

在1930年代,奥本海默曾一度对于政治方面表现超然,显得漠不关心。然而随着大萧条导致美国社会矛盾激化以及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的排犹运动,他的政治态度逐步转向左倾。他在伯克利参加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募捐,为美国工会活动提供资助,甚至与共产党员琼·塔特洛克有过一段恋情。这些活动后来都成了诬陷他的材料。

 

六、曼哈顿计划和听证会

 

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彼时人们刚发现核裂变现象,而这个发现使得制造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在专家们的建议下,美国政府组织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1942年指派美国陆军上校莱斯利·格罗夫斯作为军方代表接手“曼哈顿计划”。而格罗夫斯在遍寻全美著名物理学家过程中,却没有发现一个中意的人选: 有的学者太有名望而难以管理,有的人不具备组织和管理的才能,有的人只会理论而不懂工程;直到见到奥本海默,格罗夫斯眼睛一亮:这个骄傲的学者不仅能用连他都听得懂的话就把事情讲清楚,还能列出最重要的过程,居然还能考虑安全需求,如怎样防止科学家泄密、怎样在不同团队之间建立信息隔离等。格罗夫斯力排众议,让奥本海默担任首席科学家。

 

1943年3月,在奥本海默的规划下,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一片荒凉台地上建立了秘密实验室。那么,该如何管理一群个性鲜明的科学家呢?这些人包括费米、玻尔、费曼和泰勒等那样大学者们,在高峰期直接参与项目核心研发的人员约六千人(见注释[8]),这些人习惯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忽然被集中到沙漠里住简易房、又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不满情绪可想而知。此时奥本海默展现出惊人的组织才能,他建酒吧、餐厅、图书馆,为女性家属提供工作岗位。他每天都穿梭在各个实验室之间,了解每个人的进展,解决每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奥本海默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技术抉择,彼时造原子弹有两条路径(铀弹和钚弹),其中铀-235的提取极其困难,而钚-239的生产相对容易,但钚弹需要解决“内爆法”难题,即让裂变材料在瞬间均匀向内压缩达到临界质量。很多科学家认为内爆法太过复杂,不如集中力量造铀弹。奥本海默力排众议,把重点放在钚弹上,组织团队攻克内爆难题,这一决策大大加速了研制进程。

 

    1945年7月16日凌晨,即使当时天气情况一度十分不利,核爆试验在新墨西哥州三一实验场依然取得圆满成功。三周后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广岛核爆当晚,他在集会上像获胜拳手一样,但是当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后,他却开始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他在白宫会见杜鲁门总统时说:“总统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杜鲁门为此极为不快,后来对其他人说:“以后不要再带这家伙来见我了。不管怎么说,他不过是制造了原子弹,下令投弹的是我。”

 

奥本海默在二战结束后很快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被誉为“原子弹之父”。他开始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出任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对美国的核政策有很大影响力。然而此时,奥本海默对于制造核弹的内疚正在不断加深,开始利用影响力呼吁核武器管制,在1949年苏联原子弹试爆成功后杜鲁门总统下令加速氢弹研发,而奥本海默表示氢弹的研制应该在联合国的军备控制框架下讨论、美国独自研制氢弹将把军备竞赛推向失控。这种立场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也给了有心人攻击他的机会。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是一个内心很狭隘而记仇的人,奥本海默曾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用很不中听的言辞驳回了施特劳斯关于放射性同位素出口的反对意见,施特劳斯对此怀恨在心。

 

1953年12月21日晚上,奥本海默在律师家中接到施特劳斯的指控信,必须接受安全审查。1954年4月,听证会在华盛顿一间临时建筑里秘密进行,奥本海默的辩护团队听证会上没有安全许可,无法看到检方掌握的关键文件;而检方却可以获取辩方通话的录音,包括他与律师的私下对话。在四周时间里,奥本海默经历了反复的审问与精神折磨。他在证人席上承认在1943年曾对FBI撒了谎、隐瞒了朋友哈康·希瓦里埃试图为苏联获取情报的行为,正是这个证词毁了他自己也毁了朋友,控方抓住这一点,证明他是个不可靠的说谎者。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出庭作证时,说奥本海默“让人疑惑”、“难以理解”等,暗示奥本海默不可信任,这种表述在当时的语境下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对于奥本海默十分不利。在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身心俱疲,婚外情等隐私全部曝光,安全许可被取消,他这个“原子弹之父”被原子能委员会扫地出门。

 

七、晚期十多年的学界生活

 

在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继续担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直到1966年退休。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他依然做着研究工作、招聘人才、发表演讲,他还是那个睿智博学、充满魅力的院长,在科学方面依然保持敏锐的洞察力。然而,听证会的心理巨大创伤从没有愈合,他的妻子曾担心奥本海默会因为深度抑郁而自杀。每年有三四个月时间,奥本海默会退隐到英属维尔京群岛圣约翰岛的海滩小屋,远离尘嚣,暂时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

 

奥本海默在晚年很有人情味的一点是他对待年轻后辈颇有一副学术家长的风范。他慧眼识才,营造浓厚的学术气氛,鼓励和提携青年后进。在五十年代,杨振宁、李政道都受教受益于奥本海默的讨论和呵护,奥本海默对于这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非常赏识,他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4月在罗切斯特会议上、在多个关于θ-τ之谜的报告后,奥本海默以主持人的身份评价道:τ介子要么具有内部的、要么具有外部的复杂性。会议结束后不久,李政道在与斯坦伯格(Steinberger)的讨论时突然顿悟: 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这个θ-τ, 应该去考察其他弱相互作用过程中是否存在宇称不守恒。很快,宇称不守恒的思想被提出并由实验迅速确立下来,真正的突破当然是来自于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创造性思想和深入研究、吴健雄与合作者精密而巧妙的实验,而奥本海默的评论或许为李政道的顿悟提供了某种思考方向。在李政道和杨振宁那篇著名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宇称守恒”[T. D. Lee, C. N. Yang,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 Phys. Rev. 104, 254 (1956)]中也致谢了与奥本海默(其他被致谢者还有Goldhaber、Steinberger、吴健雄)的讨论。

 

1963年肯尼迪总统决定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这是为他平反的一种方式。四年后奥本海默因喉癌去世,享年六十二岁。直到2022年12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 推翻1954年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此时距他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

 

八、人生的起落与得失

 

奥本海默的一生十分复杂,从不同的角度看去会折射出不同的光。他的故事不只是二十世纪一位天才物理学家的往事,更像是一面可以照见自身的镜子。

 

奥本海默在青春期遭遇同伴那次凌辱时没有哭诉、没有告状,而是以那种沉默和坚忍独自扛了过去;在剑桥陷入精神危机时,阅读让他看到了自己给别人带来的痛苦,他终于认识到那些内心深层的阴暗和罪恶感绝非他一人所有,也接纳了自己的脆弱,从而在内心深处完成了一次救赎。由此可见,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一场漫长的、反复的自我搏斗,那些最深的痛苦,往往也是最大的转机。

 

奥本海默之“起”,当然是时代的产物。他这么一个拥有惊人智力和整合能力的人,在一个需要整合多学科力量之时找到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他的组织才能、魅力、在压力下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都在洛斯阿拉莫斯发挥到极致,使得自己成为那个不可或缺的人。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那个渴望走向中心的德裔犹太少年,太想被接纳、成为局内人了。在早年这种渴望使他与左翼人士交往,后来也是由于这种渴望又急于撇清这些关系,因此既不够“左”,也不够“右”,其实是在一个尴尬的中间地带;同时偏偏还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人。这在有些人看来是软弱,不仅是政治立场不正确,也是性格的缺陷。奥本海默一生渴望被接纳,最终却被自己渴望融入的体制抛弃。

 

奥本海默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原理,知道它的杀伤力,而正是这种“知道”,让他无法像杜鲁门总统那样轻描淡写地说“下令投弹的是我”;内心深处的道德感促使奥本海默反复追问自己,十分内疚甚至到了自我折磨、无法自拔的地步。正是这种良知、这种单纯和善良的心性使他主张在国际上实行严格核武器管制,反对美国那时不受约束地发展氢弹。这种态度导致他很快被边缘化乃至受到迫害;实际上如果他像绝大多数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那样,把一切归结为战争需要,他完全可以轻松地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声誉。的确,一个人在成功之后该如何做是一个很少被讨论的问题,大多数人关注的是 “如何成功”,而很少有人讨论成功之后怎么办。奥本海默在成功之后直面了这个成功所带来的一切,承受了那些本可不必承受的痛苦,也正是这种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责任担当让他成为了一个值得怀念的人。

 

奥本海默的往事也是许多学者人生之路的缩影,奥本海默的天才使他成为原子弹之父,而他平时那种锋芒毕露和骄傲心态使得他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疏于保护自己,施特劳斯对他怀恨在心和泰勒对他蓄意背叛都是他在听证会上饱受羞辱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像奥本海默这样的人生起落与得失,当然并非西方人独有。回望中国历史,类似故事其实不胜枚举。在古代,由科举进阶居庙堂之高而最后却未能善终者不在少数,而在经典小说戏剧中,主角们遭受不白之冤者更是比比皆是,如此种种,君子不可不戒慎也!

 

 

【参考文献】

1、凯·伯德、马丁·舍温,《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

2、瑞·蒙克,《奥本海默传:深入核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注释】

注释[1] 类似地,在中国八十年代之后的几十年内出生的人口主要是独生子女,这些独生子女都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陪伴,他们一方面独占了来自父母的爱和关注,另一方面缺失了来自家庭内部子女之间的那种童年"内耗"。相对于他们的长辈那代人而言,他们在心理的成长方面可能因此而有所缺失。在未来社会中,这种变化的影响以及如何正确应对这种变化也许是社会学家应该研究、并在校园教育中应该考虑、严肃对待和重视的课题。

注释[2] 据分析,在十九世纪前期就登陆美国的犹太人有不少是德裔,这些德裔犹太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都变得极其富有,仅用一代人就积累了巨大财富。这部分犹太移民在德国受到限制、而在美国则如鱼得水;不过到了1862年内战期间,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曾一度将犹太人逐出他控制的军事区域,这令整个美国的犹太人十分惊恐。那时美国社会许多场合里“恕不接待希伯来人”的广告随处可见, 1880-1920年的第三次犹太移民潮(主要是俄裔和波兰裔)规模多达250万, 而犹太人向美国多轮的移民潮激起了更强烈的反犹运动。可见,德裔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不少犹太人为了表现美国化,就从名字入手、把名字美国化。本文的主人公奥本海默正处于那个时代,他名字里的“罗伯特”正是这个印记。 即便如此,了解情况的人从“奥本海默”的姓上还是一眼能看出他的德裔身份。

 

注释[3] 奥本海默的实验能力不好,每次做实验,都要打破些瓶瓶罐罐,弄得一片狼藉,甚至分不清电焊棒的两端,实验损耗高于常人,导致实验室的运行成本显著上升。他的物理老师评价他拥有“非常惊人的吸收能力”,但“实验是他的弱点。他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型的,而不是实操型的”。

 

注释[4] 卢瑟福在当时物理学界是一位大人物,因为元素蜕变和放射化学研究获得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1911年根据他指导的alpha粒子散射实验结果提出原子的行星模型。卢瑟福领导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人才辈出,后来培养了许多著名学者。奥本海默在实验方面的短板显而易见,那些精细的操作、耐心的测量太难了,因此被拒之门外也是情有可原。

 

注释[5] 据传闻,奥本海默在1925年秋天曾把一个下了毒的苹果放在布莱克特的桌子上,幸运的是布莱克特后来并没有吃那个苹果。这个故事的可靠性在研究者中存有争议,但无论它是否真实,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奥本海默确实处于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

 

注释[6] 马克斯·玻恩有多位弟子(博士或助手)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甚至医学奖,他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程开甲、杨立铭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的博士后导师。

 

注释[7] 奥本海默的这篇论文与玻尔和惠勒关于核裂变的开创性文章发表在《物理评论》同一期上,然而二战的爆发使核裂变研究成为焦点,奥本海默-斯奈德的论文则被遗忘了,直到二十多年后才被重新重视,而那时奥本海默已对这个话题早已失去了兴趣。在1960年代,惠勒为这些天体命名为“黑洞”。

 

注释[8] 关于曼哈顿计划中科学家参与的人数,不同资料给出的数据不同,一般认为在1944年的高峰时期直接参与项目核心研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数约为 6000人。如果加上军事和后勤人员、建筑工人、生产人员,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总人数则高达5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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