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广州，清晨的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上悠然的浮动，阳光穿过薄云的间隙，洒向尚存寒意的大地。微风掠过石牌村外起伏的荒坡，蔓生的野草几近没膝，在晨光中泛着湿润的光泽，草尖的露珠还未消散，每一滴都晶莹如钻，在风里微微摇动。一位身着灰布中山装的中年人，踏着草间的露水缓步走来。他身姿挺拔，步履沉稳，布鞋的边缘早已被晨露浸透，却浑然不觉。他的目光始终环视着这片荒野，像是在寻觅什么，又像是在聆听什么，直到一片木棉树前，他才驻足凝立。那些木棉枝头缀满了饱满的花苞，宛若一个个等待绽放的希望。他俯身拾起一抔红土，在掌心轻轻捻动。细碎的土沫自指缝间簌簌洒落，带着岭南大地特有的芬芳，在朝阳下泛出赭红色的光泽，仿佛浸透了这片土地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期待。

“我们的大学，就建在这里”，他抬起头，对随行人员说道，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他的目光随之投向远方那条在阳光下粼光闪烁的小河。片刻停顿后，他接着说：“这将是一所面向海外、面向华侨子弟的大学，我们需要以开阔的胸怀与视野，去接纳那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国家的同胞”。话音落下，唤起草丛中几只‌白鹇，振翅掠向湛蓝的高空。此人正是时年五十的陶铸，他鬓角虽已微染霜色，目光却炯炯有神。身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在政务军务繁重之际，他毅然接下了兼任暨南大学校长的职务。在旁人眼中，这个决定或许难以理解，但于他而言，这却是一种不容推卸的使命，他执意要为漂泊在外的游子们构筑一所求知的殿堂，为侨胞子弟建设一个精神的家园。为此，连日来他从番禺到荔湾，从越秀到海珠，多次实地勘察，只为给这所重生的大学寻得一处最能承载百年基业的校址。

此刻，他静立于这片草木葱茏的坡地，凝望风中轻轻摇曳的荒草，目光却仿佛已穿越时空，看见未来楼宇错落、书声琅琅；看见漂泊归来的侨胞子弟在此畅饮知识的清泉；看见华夏文明如溪流汇海，由此传扬至世界的每个角落；更看见一座坚实的桥梁，正从这里悄然架起，横跨沧海，将游子的心与故土紧紧相连。晨光愈发灿烂，映照着他坚定的身影，那身影不仅立于荒坡，更立于一个崭新的起点。一所以“暨南”为名重生的大学，即将破土而出，如同木棉枝头那些饱满的花苞，终将绽放出红艳似火、灼灼其华。春寒尚未褪尽，而希望的种子，已在这片红土地中悄然生根。1958年的这个清晨，注定要在一所大学的史册上，写下充满光辉与梦想的第一页。

一）高瞻远瞩：力促侨校复兴

1951年初夏，上海街头的梧桐依旧撑开如盖的浓荫，而创办于1906年的暨南大学，却在这渐起的暑气中悄然沉寂。自1949年8月起，学校陆续展开调整，先后将文、法、商三院并入复旦大学相应院系，理学院并入交通大学，地理学系并入南京大学，人类学系则迁至浙江大学。时至1951年3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着令暨南大学停办，惟保留校名，以待将来或有复校之机。6月4日，这所历经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校门沉重地关上了。远渡重洋的书信，仿佛忽然失去了投递的方向；侨胞对文化根脉的殷切守望，也在太平洋的波涛之间，化作一缕悠长而无奈的叹息。然而，侨胞们的期盼并未被历史遗忘。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东风，如同嘹亮的号角越过重洋，唤醒起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游子之心。侨胞们在欢欣鼓舞的同时，送子女回国接受教育的愿望也愈发炽烈。昔日零星的侨生培训学校，早就难以承载这如潮涌来的期盼。于是，一封封家书携着赤道的暖风与南洋的湿润，辗转千里，飞回故土。那些信纸上流淌的，又何止是墨迹，其字里行间跃动着的是千万颗渴望归巢的赤子之心。为顺应这一形势，依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华侨”的指导思想，以及积极发展华侨教育事业的大背景下，转机终于在广州悄然孕育。 

1957年5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政协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多位归国政协委员基于一项深刻观察提出联合建议：其时新中国百业待兴，海内外侨胞纷纷归来，踊跃参与建设，然国内却无一所全日制、正规的华侨大学。有鉴于此，为满足广大侨胞子弟的教育需求，他们力主创办一所新型的、适合华侨与港澳学生的高等学府。这一呼声立即得到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明确支持。在5月13日，陶铸主持省政协第25次常委会上专门讨论筹办华侨大学事宜。他认为，在广东这样一个海外华侨众多的省份，创办一所面向海外，面向华侨的大学，对于团结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培育他们的后代，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及国际交往，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作用。陶铸的表态，为侨校复办注入了强大动力。当时，面对经济困难时期的财政窘境，尽管也有人建议是否能够延缓实施，但陶铸却以坚定的使命感扛起了重建侨校的重任，他认为大学不是办不办的问题，是如何办好的问题。兴办华侨教育是中华民族的责任，面向华侨同胞的大学必须要办！这份担当，既源于他对华侨教育战略意义的深刻认知，也体现了他将国家需要视为己任的使命与胸怀，在陶铸的有力推动下，筹办工作迅速展开。1957年9月12日，“华侨大学筹委会”正式成立，由陶铸亲自主持筹备工作。至1958年2月24日，在关于重建大学的决议中，陶铸力排众议，决定新校沿用“暨南大学”之名，以承续其深厚的历史文脉，并随即报请国务院批准。随着暨南大学在广州正式重建，这不仅是一个校名的恢复，更是一条精神之河的绵延奔涌，承载着历史的嘱托，并由此引向未来。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陶铸以战略家的远见，为学校发展确立了清晰的定位，暨南大学是一所面向海外华侨与华裔青年，既传播中华文化，又为国家培养专业科研人才与精通涉外事务人才的高等学府。尽管身为省委书记，政务繁忙，但从那时起，陶铸肩上便多了一重“校长”的身份。陶铸在担任暨南大学校长期间，从办学方向到师生生活，对学校倾注了深切关怀和支持。在面对“无资金、无师资、无校舍、无学生”的困境，陶铸展现出务实的担当精神，他亲自踏勘选校址、制定招生计划和规模以及学校建设和运营经费等都做出了详尽安排。与此同时他还多方招聘人才，从中山大学等学校聘请了多名教职员工，这批人后来成为暨大师资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在他的推动下，学校通过侨务系统主动走向海外，将招生信息传播至东南亚及全球华侨社区。

成就是在不懈的努力中出现，在石牌村旁日夜不息的夯土声里拔节生长。1958年9月24日，自建校决议仅有一年之隔，昔日的荒坡已洗尽苍凉。暨南大学重建开学典礼隆重举行，一千多名华侨青年，带着五湖四海的口音与同样炽热的目光汇聚于此，当会场上回荡着陶铸校长那充满激情的“暨南大学今天开学了！”的洪亮声音，此情此景，洋溢着华侨学子欢聚一堂，一所承载着万千华侨期盼的大学就这样奇迹般地重获新生。这恰如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所赞颂的那样，松树不择地势，只要有一粒种子，就能顽强生长。陶铸，就是将暨南大学这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亲手播种在新中国教育沃土上的园丁。他的声音如同松涛阵阵，宣告着暨南大学在新中国的沃土上重获新生，这片教育的松林以此蔚然成荫。

二）亲力亲为，奠定侨校根基

陶铸深知，一所大学的长远发展，既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也离不开先进的办学理念。作为务实的领导人，他亲力亲为地投入暨南大学的复建工作中，从校址选定到校舍布局，从资源筹措到进度落实，无不倾注其心血，为学校打造了一个永续的家园。在办学定位上，他明确提出，要将暨南大学建设成一所以培养海外华侨为核心的综合性大学，肩负起培养人才、文化引领、推动科研创新与服务社会的使命。在学科布局上，他强调必须围绕“面向华侨、面向港澳、面向海外、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系统构建学科体系。在此思路引领下，学校陆续设立了一批既契合地域特色，又能服务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学科，并迅速汇聚起相应的师资力量。作为华侨高等教育的掌舵人，陶铸尤为重视彰显办学特色。他推动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华侨与港澳学生的培养政策，并提出“夯实理论根基，强化实践能力，突出应用导向”的教学理念，倡导学以致用，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能够服务社会的高素质人才。

陶铸对师生们的关怀，浸润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1959年夏天，台风裹挟暴雨突袭羊城，暨南大学楼舍的建筑工地瞬间沦为一片泥潭。当政务繁忙的陶铸闻讯后，冒雨赶至现场，二话不说便脱下鞋袜、卷起裤腿，踏进齐膝深的泥浆中。他与师生、工人们一同肩扛手抬，将一袋袋水泥从积水中抢运出来。那一日，他在工地上风雨浸衣，雨水顺着鬓角流淌，却仍笑着对师生们说：“你们将来要出去教华侨子弟，今天先得学会吃苦”。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粗茶淡饭、节衣缩食的他，却为学校定下一条规定：“暨南食堂，绝不会让华侨同学挨饿”。他始终悉心关照师生的学习与生活，并采取多种方式提供支持，更是屡次以个人薪金支持学校建设，被师生感念为“捐资兴学、心系寒窗”的校长。这种“要求人甚少，给予人甚多”的奉献精神，正是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所颂扬品格的生动写照。

陶铸始终将师生们的实际困难放在心上，他亲自推动建起教工宿舍、食堂与幼儿园等生活配套设施。面对师生们购物不便，他多方协调，力排万难，最终在岗顶建起商场与菜市场，不仅改善了校园生活条件，更惠及周边整个社区。1959年冬，他带领师生亲手开挖明湖。当有人不解为何将湖形定为“日”与“月”，陶铸指着图纸欣然解释说：“日月相合，是为‘明’，寓意我们终将战胜困难，迎来光明”。一锹一铲之间，昔日的荒洼地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化作碧波荡漾的精神象征。此后每到冬季湖水清浅时，他仍会挽起裤腿，与学校师生们一同清淤。阳光下，他和蔼的笑容与辛勤的汗珠交相辉映，成为一代代暨南人心中永不褪色的温暖记忆。

1960年10月起，陶铸肩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重任，虽需以更多精力统筹中南五省区工作，但他却始终心系暨南大学的发展。每逢关乎学校未来发展的重大决议，他仍坚持从繁忙公务中抽身，亲赴参会、参与讨论。校长办公室的灯光在深夜里静静亮着，陶铸伏案审阅各院系建设方案。他提出的办学方针，不仅要落于纸面，更要落实到每一个专业的设置与实施中。为筹建东南亚研究所，他亲自登门拜访归国学者；为完善学校的海洋学科发展，他多方奔走筹措实验设备。偶有疲倦时，他便起身走至窗前。月光洒向施工中的教学楼轮廓，晚风轻拂过他带着倦意的面庞，而他的目光却愈发沉静坚定，那是对教育理想的执着，也是对这片土地未来的笃信。片刻凝望后，他再度回到案前，继续那未竟的耕耘。正是这一点一滴的扎实付出，让暨南大学在短短五年间，从昔日的荒芜之地，崛起为一所文理兼备、生机勃勃的综合性大学。

三）精神烙印：松树风格铸校魂

陶铸的教育理念，既有前瞻的视野，亦蕴含坚定的信念。他在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学校应肩负起培养人才、文化引领、推动科研创新与服务社会的时代使命，致力于将暨南大学建设成一所以华侨教育为重心，注重立德树人、传播中华文化，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卓越人才的综合性大学。陶铸不仅亲自为学生授课，还广泛邀约各级领导与学者来校讲学及交流，他时常与师生们座谈，勉励暨南大学的学子“努力学习，为国家与侨务事业贡献力量”。他所擘画的“侨校+名校”发展战略，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旨在培养既深植中华文明、又具备全球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陶铸高度重视校风、学风与思想教育工作，强调学校领导与教师必须扎实投入教学，以身作则，共同塑造勤奋严谨的校园风尚。他主张学生不仅应掌握扎实学识，更要锤炼道德品格，并大力倡导学以致用的实践教育。1960年，他亲笔题词“坚决贯彻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养成共产主义风格的校风”，为学校确立了清晰的育人方向，对办学实践影响深远。在这一优良学风的滋养下，暨南大学在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等领域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松树的风格》是陶铸于1959年对青年学子所作的一次演讲。他以松树为喻，赞颂其在悬崖峭壁、冰天雪地等恶劣环境中依然屹立生长、随风播种的顽强生命力。“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这一连串铿锵语句，不仅勾勒出松树的坚韧形象，更将其中所蕴含的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推至高潮。陶铸进一步指出，松树“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以此象征共产主义者应有的奉献精神，呼吁革命者应如松树一般，在任何艰难条件下都坚守信念，为人民事业奋斗终生。文如其人，陶铸的一生正是“松树风格”的生动写照。作为历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主持重建暨南大学期间，亲力亲为参与校园规划，延揽名师，关怀师生生活，践行“少取多予”的崇高情怀。他所提出的“面向华侨、面向港澳、面向海外、面向未来”的办学方向，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政策，以及强调的“夯实理论根基，强化实践能力，突出应用导向”的教学理念，无不体现松树般扎根现实、播撒希望、包容坚定的精神气质。

《革命的坚定性》发表于1959年6月，陶铸在文中指出，革命的坚定性是革命者最可宝贵的品质。真正的革命者如“疾风知劲草”，纵使面临艰难挫折也绝不退缩。将意志与忠诚铸就成为革命情操的核心。无论处于革命战争岁月，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坚定性始终是共产党人重要的精神支柱，面对任何困境，他们都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同年春，“大跃进”热潮涌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正酣，如何塑造新一代建设者成为关乎国家未来的重要命题。在此背景下，陶铸发表《论劳动与读书》，如清磬乍响，在火热的生产氛围中唤起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性思考。文章并非简单并列二者，而是深刻阐释了其内在的辩证关系。陶铸指出，读书是汲取知识、认识世界的途径，书本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引。缺乏知识引领，劳动易陷于盲目，难以实现突破。但他更强调劳动的根本意义，因为这不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途径，更是锤炼思想、改造世界观的重要场域。知识分子若只埋首书斋、脱离实践，便易滋生轻视劳动、远离群众的倾向，知识也将沦为无源之水。他倡导“知行合一”，鼓励青年将所学投入实践，检验并发展理论，实现“格物致知”。《论劳动与读书》的核心，在于呼唤一种“又红又专”的全面人格，既具备社会主义觉悟，又掌握建设本领，既能执笔钻研理论，也能动手参与劳动。这篇文章在当时激发了知识青年的实践热情，为教育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一代人把个人理想汇入国家建设洪流。回望这篇六十多年前的讲稿，其中关于理论联系实际、脑力与体力劳动结合的思想，至今依然熠熠生辉，这不仅是时代的作品，更是陶铸留给后世关于成长与成才的珍贵精神遗产，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脚踏实地劳动与仰望星空求索，始终是人与社会前行不可或缺的双翼。

1960年5月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严峻考验中，物质生活的匮乏，如同南国闷热的夏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陶铸面对暨南大学的学子，发表了题为《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的演讲。他强调，理想不应囿于个人得失，而应成为推动前进的精神动力。真正的理想能使人拥有高尚的情操与充实的精神世界，不论顺境逆境，都能保持坚定、不松懈不退缩。陶铸尤为注重理想的实践性，指出理想不能停留于空谈，必须融入现实，落实到日常的学习与工作中。同时，他格外重视精神生活的构建，认为精神的丰盈源于对理想的执着、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劳动与集体的深切认同。他鼓励青年在物质匮乏中构筑坚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以精神的富足抵御现实的艰难。这场演讲，不仅是一次思想动员，更成为一场关于人生哲学的探讨，一次对“如何安身立命”的深刻教诲。那个夏天回荡在南国校园的声音，至今仍在叩问每一代青年，我们应当怎样生活，才能不负此生？当我们重温陶铸在1962年7月1日那篇《高度发扬革命的自豪感》，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字，依然振聋发聩。他开篇即以磅礴气势定义这种“自豪感”，那是一种将个体生命融入历史洪流的清醒自觉。在他笔下那个“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年代，革命者最大的光荣，是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战士”。这种自豪感，既源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来自对人民力量的坚定信仰。

陶铸校长对暨南学子的谆谆教诲，如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至今仍映照着我们前行的路。那些充满理想与激情的话语，已悄然融入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化作对信念最朴实的践行。每一代人都在书写属于自己时代的篇章，而真正的价值，恰在于将个体生命汇入时代洪流的那份自觉与担当。陶铸校长所强调的理想、情操与精神生活，穿越时空依然熠熠生辉。《松树的风格》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因为它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直抵人格成长与生命意义的本质命题。如今重读这些讲稿，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如松树般深深扎根、默默积蓄、始终向上的精神气质。这份穿越时空的思想馈赠，正是陶铸校长留给暨南学子、乃至所有追求进步青年的宝贵财富。

四）担当与作为，是革命者的精神

陶铸以先进的办学理念与务实作风，为暨南大学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他高度重视知识传播与人才培养，积极倡导“尊师重道”，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与科研中的主导作用，着力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华侨师生的海外背景，视其为侨校特色而非负担，使暨南大学在特殊年代依然保持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助力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侨生顺利融入国内环境。在文化建设方面，陶铸明确提出“没有文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坚决主张将广大知识分子视为“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摒弃不合时宜的阶级标签。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既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也切实帮助解决工作与生活中的困难，体现出对人才的真诚尊重与深切关怀。

陶铸将《松树的风格》中“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的精神品格，深深融入暨南大学的传统。他曾对师生们说：“松不嫌土瘠，予人清荫，这便是暨南人。”这句朴素的话语，寄托了他对这所侨校的深切期待。在他主政的五年间，在那段被师生们深情称为“黄金时期”的岁月里，陶铸不仅为学校奠定了坚实的办学基础，更铸就了如松树般坚韧奉献的精神气质。在他的推动下，学校率先开设“东南亚概况”与“侨务政策”等特色课程，使学子既能如松树般扎根祖国、顽强生长，又能成为沟通中外的桥梁。为实现“办成尽可能符合海外侨胞愿望与需求，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华侨大学”的办学目标，陶铸系统推进学科建设，1958年成立东南亚研究所，1959年相继增设化学系、生物系等，逐步构建起契合侨校使命的教学与研究体系。

五载春秋，陶铸让一所因侨而生的大学，从广州石牌的荒坡上拔地而起。他以雷厉风行的气魄与深谋远虑的格局，在这片曾经荒草蔓生的土地上，建立起书声郎朗的校园，迎来了桃李初芳，用行动诠释了“担当”与“作为”的深刻内涵。担当，是明知艰难却毅然前行的勇气；作为，是认定目标便持之以恒的坚守。他倡导“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培育“开放、包容、务实、担当”的校园风尚，为暨南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基因。他更以松树为喻，寄予学子三重成长理想：根基要深，在基础理论的沃土中向下扎根；风骨要正，在风雨考验中挺立不折，心怀家国侨胞；奉献要诚，学成后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如松树般予人荫蔽、堪作栋梁。在陶铸的引领下，暨南大学迅速崛起。他亲笔题写的校名，不仅铭刻于石牌校门之上，那苍劲的字体更成为一代代暨南人精神的象征。

1963年，因政务日益繁重，陶铸主动请辞暨南大学校长职务。离任前夜，他再次漫步于这片熟悉的校园。夜幕低垂，路灯闪烁，晚风轻拂，明湖的波光中映出教学楼的灯火，书声与笑语在月色下交织回荡，东南亚研究所的窗口仍透着勤奋的灯光。他望着那每一处熟悉的角落，在未完工的图书馆地基前停下脚步，俯下身，将松动的泥土一处一处轻轻踩实。随后，他对随行人员轻声说道：“我留不了金山给暨南，只能留一座精神靠山。”这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一位革命者的赤子之心。他带走的是一身尘土，留下的却是一座学府挺立的脊梁。临别之际，陶铸以一贯的远见，亲自举荐了熟悉教育、富有经验的接任者。这一安排不仅保障了学校的平稳过渡，更让暨南大学在时代的浪潮中行稳致远。

六十二载春秋流转，明湖的荷花开谢轮回，石牌的红土早已被一代代学子的足迹磨得温润。然而漫步今日校园，那个卷起裤腿、脚踏布鞋的身影仿佛仍在眼前，他从荒芜中走来，以最朴实的姿态，在暨南园的沃土中种下了名为“松树风格”的种子。“没有陶铸，办不成暨大”。这句朴素的话语，承载着无数暨南人最深切的感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暨南大学已发展成拥有文、理、工、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设有38个学院、59个系，在校全日制学生达48393人。作为连系中外的重要桥梁，学校始终坚持“面向华侨、面向港澳台、面向海外、面向未来”的办学方针，迄今已为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逾50万各类人才。目前校园内汇聚了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港澳台侨及国际学生16110人，并与54个国家及地区的252所高校及机构建立合作，形成了多元共融的校园文化与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无论校区如何扩展、规模如何增长，“松树风格”始终是暨南人共同的精神基石。

如今在石牌校区，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仍在讲述着那位1958年的校长，如何用五年光阴将荒坡变为学府，将“侨校”二字深深嵌入中国高等教育的星空。每当微风拂过校园的成荫绿树，叶声沙沙，仿佛仍在轻声诉说那段将松树风格写入精神的岁月。学子们伸手轻抚那些苍劲的树干，感受到的不只是岁月的痕迹，更是一位革命家穿越时空的期待，更有一份这所大学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炽热的教育脉搏。陶铸，这位兼具革命家胆识与教育家情怀的校长，已将他的精神化作暨南园最深沉的文化基因，激励着一代代暨南人秉持“忠信笃敬”的校训，以松树的姿态，在新时代继续书写扎根大地、生生不息的传奇。

五）丹心育栋梁：使命感下的峥嵘岁月

教育是立国之本，育才为千秋之业。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始终是贯穿时代的主旋律。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国家建设亟需大量专业人才。在这一历史关键节点，一项极具战略远见的决策应运而生，选派一批功勋卓著的革命家、军事家和理论家直接执掌高等学府。这些“红色校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邃的战略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从战场走向课堂，从政坛步入校园，带来的不仅是治校方略，更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当年，陈赓大将受命创建哈军工，为国防科技事业奠定基石；罗瑞卿大将肩负培养公安干部的重任，为新中国政法战线输送骨干；陈望道先生主持复旦大学，躬身践行“又红又专”的育人理念；成仿吾、李达等理论家与教育家先后执掌高校，以深厚学养指引办学方向；陈毅元帅兼任外交学院首任院长，展现新中国对涉外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郭沫若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开创“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新路。陶铸、吴玉章、匡亚明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将毕生经验融入教育实践，推动高校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红色校长”现象深刻体现了新中国将教育事业置于战略高度的远见卓识，选派富有经验的优秀领导干部投身教育一线，正是为了筑牢培养新中国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阵地。他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国家需要融入教学科研；尊重知识、珍视人才，为后世树立了治学育人的光辉典范。新中国的教育使命，在1957年莫斯科的冬日里获得生动诠释。毛泽东主席站在莫斯科大学的讲堂上，对留苏学子道出那段至今回荡在历史长廊中的话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番话不仅赞美了青年如朝阳般蓬勃的生命力，更是将建设国家、开创未来的重任寄托于青年一代。从此，“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成为永恒的精神象征，激励着一代代青年铭记初心，勇担时代使命，在接续奋斗中书写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篇章。

站在新时代的坐标上回望，陶铸为暨南大学所播下的，不仅是一所高等学府的根基，更是一粒饱含生命力的精神种子。如今，这粒种子已随五洲侨胞的脚步生根四海，在时代的春风中蔚然成林。他曾以“松树的风格”比喻革命者的品格，顽强生长、傲然挺立。他认为，这样的品格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锤炼自我、升华精神的结果。他特别寄望于青年，鼓励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坚信唯有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命运的洪流，青春才能绽放出真正的光芒。

当我们重温陶铸的那些演讲，虽身处物质丰沛、价值多元的时代，他所强调的理想、情操与精神生活，依然如明镜般照见我们内心世界。人不能没有理想，否则将在物质丛林中迷失方向；不能丧失情操，否则将失守为人的底线；不能忽略精神生活，否则再丰裕的外在也填补不了心灵的旷野。如今，我们或许不再面对战争年代的生死抉择，但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这份使命或许藏在实验室不眠的灯光里，或许融于三尺讲台的坚守中。人一旦寻得真正的使命，担当便不再是负重，而成为内心的荣光。在教育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前辈们的教育理想与青春寄语，已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提醒我们：领土虽广，没有一寸多余；学子虽众，没有一人可轻言放弃。爱护教育、尊重知识、培养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千年大计，更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肩负的历史责任。

岁月流转，明湖的波光依旧潋滟。那些陶铸校长曾参与规划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仍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往。那位卷起裤腿、脚踏布鞋的校长，以最质朴的身姿，将“与师生同甘共苦”的信念，深深镌刻在暨南园的每一寸土地上，也镌刻在每一个暨南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