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曾氏农书》

李桂平著《禾安天下》跋

/曾雄生

宋代士大夫兴起了一股谱录写作之风。所谓“谱录”？它是一种专门记载某一种或某一类物产的起源、品种、特性、养护、利用及相关掌故的专题著作。它不是始于宋代，却以宋代为盛。物质的丰富为宋代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他们摆脱了普罗大众柴米油盐酱醋的困扰，更多关注起琴棋书画诗酒花所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于是在钱币和文房四宝之外，草木虫鱼鸟兽也成为他们写作谱录的主要对象。在宋代仅以牡丹为主题的谱录著作就有不下10种之多，以芍药为谱录的不下3家、以菊花为谱录的不下8家，《兰谱》《海棠谱》至少也各有2家，关于茶的谱录更有20余家，其他还有《花谱》《花经》《草经》《香谱》《桐谱》《促织经》（促织即蟋蟀）《禽经》《相鹤经》《鹰经》《鱼谱》等等。这些谱录对象及内容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相距甚远。

在人们竞逐浮华的喧嚣中，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反倒受到冷落，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也引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忧虑。毕竟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而农业又是被定义为从事粮食生产的事业，所谓“辟土殖谷谓之农”。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华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贾思勰《齐民要术·序》）在坚守传统价值观的士人看来，《茶经》《花谱》一类的著作，违背了重农抑商、崇本息末的传统，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泰和人曾安止就对当时这种行为提出了批评，他说：“近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尝集牡丹、荔枝与茶之品，为经及谱，以夸于市肆”（曾安止：《禾谱·序》）。为此，他写作了《禾谱》一书，也算是一种盛世警言。

《禾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关于水稻栽培的专著。该书的写作为谱录类著作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价值。甫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北宋绍圣元年（1094），五十九岁的苏东坡遭贬岭南，途经庐陵（今江西吉安），见到曾安止，并获读《禾谱》。苏轼在赞叹之余，也不免感到些许遗憾，“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苏轼：《苏轼诗集》卷三十八《秧马歌》）于是他题写了《秧马歌》一首。当时曾安止已失明，不能补写，过了一百多年，曾安止的侄孙曾之谨才替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写就《农器谱》一书，弥补了先祖留下的缺憾。

和其祖父曾安止的《禾谱》一样，《农器谱》也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同乡周必大（1126-1204）不仅第一时间为该书作序，次年在《跋东坡秧马歌》提到，“近岁，移忠侄孙之谨已谱农噐，成公素志，予尝为之序，其与禾谱并传无疑矣”（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诗人陆游（1125—1210）给该书的题诗中写道：“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农功最大置不録，如弃六经崇百家。曽侯奋笔谱多稼，儋州读罢深咨嗟，一篇秧马传海内，农器名数方萌芽。令君继之笔何健？古今一一辨等差。我今八十归抱耒，两编入手喜莫涯。神农之学未可废，坐使末俗惭浮华。”（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十七《耒阳令曾君寄<禾谱>、<农器谱>二书求诗》）可惜《农器谱》和《禾谱》这两本在当时受到肯定的著作后来从明代末期起似乎就失传了。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为寻找“曾氏农书”而努力。先是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毓瑚（1907—1980）在校注元代《王祯农书》时发现，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成书的《陈旉农书》有因袭《禾谱》的地方。其后198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在读研究生曹树基与江西泰和县有关部门进行田野调查时，在该县匡原村的曾氏族谱中发现了《禾谱》的部分内容以及其他有关曾安止生平的资料，同时又在匡源村曾氏祠堂中发现的刻有苏东坡“秧马歌”诗文的宋代古碑。调查中还得知，二十世纪30年代仍有曾氏后裔读到《禾谱》一书。可以确知该书在泰和乡间一直流传到民国时期。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我从历史学和文献学等方面对元代《王祯农书》和《曾氏农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元代农学家这本在江西永丰（今广丰）完成，并且首刻于曾安止的家乡庐陵（今吉安）的《农书》，极有可能参考或因袭了曾氏《农书》。特别是《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大部分的内容当是引自曾之谨的《农器谱》。以前，人们在评价王祯及其《农书》时，认为王祯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将南北农业技术写进在同一本农书之中。二是《农器图谱》的写作。现在看来，至少《农器图谱》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南宋耒阳县令曾之谨。曾氏《农书》没有消失，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稀释在历史长河中。

甲辰年秋，经出版界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同乡李桂平先生。李先生起于畎亩，同时兼有官员、学者和作家的身份。他创作并出版了多部聚焦地方文化和农村问题，融合历史、人文与社会观察的著作，是当代文坛中兼具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能力的代表人物。或许是与历史上的乡贤曾安止、曾之谨有大致相同或相似的经历，或许是受到曾氏精神的感召，抑或是某种心灵的契合，李桂平先生又将《曾氏农书》作为他创作长篇文化散文的主题。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农业史如此重要的曾氏农书，为什么最后失传了呢？他深知要找到这两本农书可能比较困难，而且就农业技术而言，这两部著作于今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虽然不知这两本农书的最终归途，但可以探究他们的来路，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造就了这样两部农学著作的出现？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耕读持家的文化传统？还是守正创新的独立进取的人格力量？他试图从这两本消失的古代农学著作中找回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饭碗始终端在自己手上”，他说：“无论世界如何变迁，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他套用主人公曾安止的名字，把这种精神归结为“安民止乱”，并将书名定为《禾安天下》。看来，《曾氏农书》并没有消失，它已幻化成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符号，激励着人们去探究，去寻找。

在这本书即将问世之际，作者嘱我写上几句话，附骥于尾，特此向李桂平先生表示衷心祝贺！

曾雄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农业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2025年2月20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