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瓶生，江苏常熟人，清末名臣、状元、书法家，两朝帝师。他的一生，跨越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任翰林院修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要职，执掌财政逾十年，参与中法战争、甲午海战、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作为晚清政坛的“清流”代表，翁同龢以清廉著称，开缺回乡时“两袖清风，囊无余资”。然而，后世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常被贴上“书生误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标签，甚至指责他因私人恩怨阻挠海军建设，导致甲午战败。这种误解，源于历史叙事的简化与政治宣传的扭曲。实际上，翁同龢是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彷徨求索的知识分子，他的悲剧折射出晚清王朝的结构性危机，而非个人无能或奸邪。本文将从其生平、贡献、误解原因及真实评价四个方面，评述这位被后人误解的“常熟相国”。

翁同龢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翁心存为咸丰帝师，他自幼饱读诗书，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道光九年（1830），他生于北京寓所，三岁启蒙，四岁读《四子书》，六岁入塾，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二十七岁的翁同龢殿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一举成名，被誉为“天子门生”。此后，他历任陕西学政、内阁学士、詹事府右庶子等职，仕途顺遂，却不曾外放，始终深居京师，专注于内政与教育。1873年，他参与审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现诸多疑点，推动重审，最终昭雪冤案，此事显示出他作为清官的敏锐与公正。同年，他开始教授同治帝读书，成为帝师；1875年，光绪帝即位后，他又兼任师傅，两人关系亲密，光绪帝每逢打雷便躲入其怀中，甚至戏弄其胡须，足见翁的恩泽深厚。光绪八年（1882），翁入值军机处，成为枢臣领袖，次年迁户部侍郎，主管国家财政。光绪十一年（1885），他升户部尚书，直至开缺，掌管国库逾十五年。在此期间，他处理中俄伊犁交涉、中日琉球争端等外交事务，力主维护国权。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翁主战，反对割地，联合俄英德三国施压日本，暂阻《马关条约》最恶条款。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伊始，他被光绪帝开缺回籍，旋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晚年幽居常熟，1904年病逝，享年七十四岁。宣统元年（1909），获平反，追赠太子太保，谥“文恭”。翁一生著述丰富，《翁文恭公日记》跨越四十六年，记录晚清政局、外交、社会风貌，堪称“晚清四大日记”之首，其书法亦被誉为“同治、光绪间天下第一”。

翁同龢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他作为帝师，不仅培养了两代皇帝，还通过经筵讲官之职，灌输儒家正统思想，试图以道德教化挽救王朝颓势。在财政领域，他严控开支，清查贪腐，拒绝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葺圆明园，虽未完全成功，却体现了财政责任感。甲午战后，他主导筹借赔款，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推动近代金融起步；支持张之洞编练新军，促成湖北枪炮厂等洋务企业。这些举措，虽受制于满汉矛盾与慈禧专权，却为晚清自强运动注入活力。更重要的是，翁同龢的日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晚清知识分子的时代焦虑：他记录了中法战争的惨败、义和团的狂澜、预备立宪的萌芽，揭示了王朝从内忧外患到崩解的脉络。他的收藏与鉴赏，亦传承了中华文化精髓，后人翁万戈捐献的183件家藏文物，便源于其积累。这些贡献，使翁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而非单纯的“守旧派”。

然而，后人对翁同龢的误解由来已久，主要源于三点：一是甲午战败的责任推诿。翁与李鸿章早年有隙——其兄翁同书在太平天国时期弃城逃跑，曾国藩命李鸿章代奏，导致翁家蒙羞。此后，翁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削减军费，阻挠购舰更新。战败后，舆论哗然，讽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将翁塑造成“祸国奸臣”。二是戊戌变法的角色扭曲。康有为流亡后，将翁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称其举荐自己，推动变法。但现代研究显示，翁并非激进改革者，他支持变法仅限于渐进式自强，如荐康入翰林院，却反对激进措施。光绪帝开缺翁，实因翁的保守与光绪渐生嫌隙，而非慈禧剪除羽翼。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将翁罢黜归咎慈禧，实为维新派宣传。三是个人品格的妖魔化。翁日记中偶露“任性暴戾”，如与妾室争执时失控，引发“书生误国”的刻板印象。加上满洲权贵如刚毅、荣禄的排挤，这些被放大为“心胸狭窄、无大才”。知乎等平台讨论中，常有“清流害国”的论调，将翁与李鸿章并列为“各打五十大板”的祸首。这种误解，忽略了晚清的结构性问题：慈禧垂帘、满汉对立、列强入侵，皆非一人可挽。翁的“主战”并非鲁莽，而是儒家“攘夷”的本能；其“清廉”更非伪饰，而是家族家风所致。

真实评价翁同龢，需置于时代语境。他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刚正不阿，却软弱彷徨。高阳《翁同龢传》称其为“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罪人”，因其保守阻挠了更彻底的改革；但雷家圣《力挽狂澜》则指出，翁被罢或系康有为“除旧布新”的阴谋，康曾为荣禄草拟弹劾奏折。翁的日记虽有删隐，却真实记录了其内心的痛苦：“余何人也，仿佛谢迁之去耶。”这不是奸臣的自白，而是书生对时局的叹息。相比李鸿章的“明哲保身”，翁更接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限于身份，无法如康梁般流亡海外。他的悲剧在于，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却无“不世出之奇人”相助，只能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近年来，学者如马忠文从满汉关系角度重评翁的开缺，强调其非单纯“满洲权贵受害者”，而是多方博弈的牺牲品。翁的清廉与贡献，远胜于误解中的“无能”。

翁同龢的一生，如一出悲剧史诗：从金榜题名到黯然回乡，从帝师荣耀到革职编管。他被后人误解为“误国书生”，实则是一位在王朝末路中挣扎的知识分子。他的日记提醒我们：历史非黑白分明，而是灰色的彷徨。今日重评翁，或许可为当下反思提供镜鉴：在变革时代，个人局限往往放大为国家悲剧。翁同龢虽未能“立功”，却以“立德”永存。

参考资料：

谢俊美. 《翁同龢评传》.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谢俊美. 《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