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0月下旬（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才从报上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大家欢欣鼓舞的应该是：终于有一场公平的考试，可以不看出身只看学识了。几年的漫长等待（再也没有被推荐的机会），我当时的激动心情远远超过了4年前，就像赋满了能量的“弹簧”，或许被压缩的程度越重，反弹力越大。

1975年，一位叫殷某的女工友顺利地被推荐去了武汉建材工业学院，是我们水泥制品厂被推荐上大学的唯一幸运者。可能她读书不行小学没有毕业，但其父亲与厂长是好朋友。因为是同事，她的申请表格基本上是我帮忙填写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局里当工程师，据说还不如一个中专生）。1976年年初，厂里另外一位叫刘璋的工友，被推荐到武汉水泥制品厂上了721工人大学（他8个月后回来当上了技术员，后来还当上了厂长）。

1976年5月，我和张兴富、姚体两个小伙伴在铁路部门弄了三张“免票”，专程到武汉去看正在上721工人大学的刘璋，并“春游”了几所大学。在武汉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本想看看从家乡前来的毛矛（74级）、张林川（73级），由于没有联系方式，也没有意外碰到。在华中师范学院、湖北医学院，只看到五颜六色的壁报和专栏（我也是工厂里办壁报的），还有迈着优雅步履款款走来的女大学生，仿佛到了天宫。在水果湖边，我单独去高家湾医院（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的老中医聂世平家里吃饭，他是我祖上的一位叔公。那时候，决定我一生与中医难分难解的础德叔叔正在那里进修，他们是父子关系，住在他家自搭的阁楼上。正是础德叔叔的坚持，让我在1978年的第二志愿填报了湖北中医学院，并被幸运录取。

1977年夏天，厂里分配来第一个大学生叫宋华明（与我同龄）的，是武汉建材工业学院的1975级毕业生，云梦人。我们之间交往甚密，他给我讲了许多令人神往的大学生活。随后不久，他的女朋友也是女同学的小朱也调来我厂，随后就结婚了。看到他们小两口甜甜蜜蜜，出双入对，让人不得不心潮涌动，羡慕不已。

知道真正的“高考”恢复了，第一件事就是给教育部写信，请求他们将推荐名额提高到1：10，以便广纳人才（这可能因为1973年的推荐比例没有这么大，意外的是后来几乎是自愿报名，甚至是层层动员，尽管少数情况下也有单位不同意的情况）；接着向厂长、书记请假复习，似乎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就这样，我激情满怀地到长岭的姑姑家——一个徐家河水库大坝旁的镇子，埋头干了20多天。因为没有上过高中，我短时间把当时高中的数理化通读了一遍，读不懂的放下来，过一段再读，也做了厚厚的笔记，却没有做过一道题目，也没有请教老师，但真正是争分夺秒，全神贯注。记得回到厂里准备最后冲刺时，楼下的轰轰隆隆的发电机声（那时候经常停电，有条件的工厂自配发电机，我们都住在厂里），门外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完全可以做到充耳不闻。

在此之前，父亲和他的油漆工同伴（两个人都是右派）已经为我们安排过相亲聚餐（在他家），还送了简单的上门礼。他的女儿18岁，比我小4岁，是镇子上理发店的正式职工。令我感动的是，这位“女朋友”从来都没有打搅过我，直至我上了大学，甚至到今天还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那时候的大学生如同“鲤鱼跳龙门”，一下子身价百倍，随后有几个局长家都有人来提亲，还有第一届考上中专的女孩子家。此是后话。

非常怀念那段在姑姑家闭门复习的时光，它是我一生中最为豪情万丈、壮志满怀的日子。如今姑姑、姑父都已经过世了20多年，但二老照顾我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在那里，我每天攻读到转钟，天不亮就起床（在闹钟的帮助下），迅速到水库大坝跑步几个来回，天亮时回到家里有条不紊的复习，且每天至少写一首诗，仿佛是我的激情宣泄。在系列《大坝晨跑》中有这样一首，可以代表我那时的心境：

天暗至深时，

晨光已破明。

朦朦坝顶路，

急急履痕声。

徐家河水库是长江中游支流府澴河西源府河（涢水）支流徐家河上的一座大型水库，也是湖北省第四大水库，枢纽工程由大坝、溢洪道、灌溉渠道及电站等组成，浇灌着下游安陆、云梦等几个县的农田。虽然水库功能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发电、供水、养殖等综合效益，但现在已经发展为4A级风景区。景区内100多个小岛象颗颗珍珠镶嵌在枫叶形的库面上，是我心目中最为静谧而神圣的人间天堂。

徐家河水库大坝

可记否：您那挺拔而厚实的背膀，曾托举过一位青椒的遐想

那一年，我的高考再次以失败告终，连4门功课160分的录取线都没达到（没录取者不通知分数）。或许，能够自我辩解的理由有：

一是我文科见长，数理化自从6年前自学过，早已束之高阁，荡然无存。但又受到右派父亲的影响，坚决不学文科（他是县一中的语文教研组组长，1955年成为胡风分子后调到县二中，1957年整个教研组都被打成右派）。那时，县建委的通讯干事很喜欢我，1976年后培养我作为水泥制品厂的业余通讯员，在《孝感报》《湖北日报》发表过几篇通讯报道，也在《应山文艺》发表过诗歌。我常常是写完稿件后，再提炼一下标题，最后才盖章寄出去。我1977年的高考也是这样做的，把“学雷锋的故事”题目给改了。直到1978年高考前，我才知道作文题目不能改。

二是，我既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参加任何辅导，而当时已经有大量高中生且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短期辅导班。甚至连做梦都希望我能够改变命运的父亲，也给我泼冷水：十几届的毕业生都集中起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太玄了。只有我痴心不改，不管不顾，看起来将应考科目都理解了，却没有做过一个练习题，从今天的刷题策略看，只能计“0分”，也算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三是，准备时间短，从全面复习（实际上是从头开始）到考试只有不到两个月，实在太仓促了。（未完待续）

第三次参加高考是1978年夏，如何走出失败的泥泞，我至今毫无印象。按说，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但那时的我，似乎想都没想就马不停蹄地进入下一征程。

也许，努力是人终生要做的事情，无论成功与失败；付出是燃烧生命的代价，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而与得到与失去无关。

我那时的精力真是旺盛，从头一年的12月到第二年7月，在半年内把所有课程又重新复习了一遍。伴随着，也做了一定量的习题，当然与现在孩子们的“刷题”不可同日而语。不过，那时候没有刷题的概念，也没有这么多的题库，以及老师们绞尽脑汁为拉开考试分数距离所做的努力。

颇有情趣的是那年春天，我们家盖了一幢房子。那年头盖房子的人不多，我们家似乎有点超前。有人说，短时间内最好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要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同时做两件大事？这与父亲常常讲的故事“狡兔三窟”有关，他安排事情往往注重上中下三策。我也只能几件事齐头并进，互相兼顾。

地皮是础德叔叔拿的，他凭借自己的医生身份，与工厂所在的大队书记有交情，花了100多元就获得地皮。屋梁、木门、家具等是父亲从100多里的马坪运来的，不记得找的是哪个单位的汽车。我们乡下的老房子1964年倒塌，父亲就将那些木料、家具一点点运到马坪，1968年离开老家时还最后运了一船，通过徐家河水库的水道。

春节一过，建筑工地就大张旗鼓地动起来了。我和大妹妹组织厂里的小伙伴到10里之外的采石场拉石头，算起来应该有上百板车，到砖瓦厂拉砖瓦也不下二十车，来回四五里地。从准备、施工到落成，粗略算算也不少于两个月，而且是高强度体力劳动。

总之，1978年是我们家的幸运年：6月份搬进了新居，10月份我到湖北中医学院报到，12月份父亲摘掉了右派帽子且回到中学教书。不过，我的考试还是有些波折的。

大约6月中，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状况，我通过关系报名参加了广水四中的辅导班考试。“不考不知道，一考吓一跳”，几门课的成绩都是中等偏下，也就是这个考试，我才知道作文题目不能改，改了就不给分。看来，就要再一次与大学错过，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冰点，一个星期都四肢乏力、情绪不振。怎么办？“为事在人，成事在天”，硬着头皮干下去。但意外的是，那个补习班里只有二人上了分数线，我这个班外人却如愿以偿。最后得知，我们应山县当年的成绩在湖北省倒数第二，大学只录取了65人。

不过有个小秘密，化学考试时有一个大题涉及某元素的化合价，我拿不准，就瞟了一眼邻座的考卷，在即将结束时完成了那道题目。这个小动作，对我至关重要，如果化合价搞错了，那道题目得不了分就可能把我拉到分数线以下。

那年，我自以为语文、政治不会有问题，精力全部放到数理化上。结果，花费精力最大的数学考的最差，只得了43分。其他是物理45分，语文56分，政治65分，化学81分。由于没有上重点分数线，我的第一志愿报了湖北化工学院，第二志愿报了湖北中医学院。

没想到，因为化学分数高也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反而是第二志愿救了我一命。阴差阳错，后来的工科院校毕业生大都不景气，而我1977年的报考志愿是：华工、建工、化工。一个劲地要学工科，因为我当了六年工人（1978年入校时已经六年半，是带薪学习）总不能另起炉灶吧。没想到，最终的路径还是“另起炉灶”。

因此，个人、家庭的小船总是颠沛在时代的潮流中，常常自己无法把握，又常常由自己把握，此一时彼一时吧。

报名湖北中医学院，是础德叔叔坚持的。我父亲劳改回乡时做过几年的兼职“乡医”，也颇受尊重。他当年能够熟记《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学三字经》，是典型的“秀才学医，笼里捉鸡”。如今，两位老人均已过世多年，他们留给我的福报，将永远铭记永远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