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作为文学、艺术与哲学领域的核心概念，是创作者借助具体可感的形象（诸如物象、场景、动作等）来承载抽象情感或思想内涵的审美载体。它既是创作者对世界的感知投射，也是文化记忆的浓缩符号，具有多义性。自诗歌这一文学体裁诞生以来，意象便成为诗歌的重要构成元素。它既是现实中具体的客观事物，又是联结主体（创作者）心灵感悟的情感纽带。关于新诗创作，胡适曾提到：“我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1]可以说，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意象既存在于客观层面，是具体的某种事物，又处于形而上的层面，是某种精神、思想、意念的显化，具有抽象性。

在郭杰诗集《月光下看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中，意象类型主要有两类——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且郭杰的笔触延伸至多种意象。在当代诗坛中，不同诗学流派在创作上存在较大的分野，而以题材拓展为主的流派，他们考虑的主要是如何重建意象的文化属性，丰富意象之“意”。“除却观念性层面外的部分，尤其是自然意象向乡±经验、地域经验、田园经验的倾斜，及个人生命情感向农耕式物象的有意贴近。”^[2]以是观之，郭杰的诗作显然符合上述流派的创作特点。其诗集中最具代表性和关联性的意象为月、海、故乡。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宝库中，月亮与海洋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对话关系。当现代诗人将这两大经典意象与“故乡”并置时，便形成了极具张力的三元结构。月光不再是简单的借景抒情的工具，大海也不再是单纯的物理存在，在诗意建构的化学反应中，这三者构建起一个独特的审美场域。一方面，郭杰在历史维度中延续着这些意象的诗意内涵；另一方面，他又将这些意象置于现代语境中，思考生命个体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如自身的离散经验、乡愁以及人的空心化等。本文针对性地选取该诗集中的月、海、故乡三重意象，以线性的方式进行考察，沿袭意象内涵变迁的历史脉络，并联系当代诗歌的意象革新史，探究郭杰如何将这些意象并置于历史与现代的语境中，并从中探寻他对于意象书写所开拓的新的诗学路径。

一、月亮意象的诗性嬗变

在古典诗词中，月亮是一面凝固的青铜镜，它总是忠实地映照着诗人的万般思绪。比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是独酌者的镜像对话，张九龄的“天涯共此时”是地理阻隔的诗意消解。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是与亲人相聚的美妙遐想。因此，月亮这一自然意象早已烙印上复杂的人类情感，且大多寄寓着人类的悲伤情绪。因此，在文学书写中，月亮意象的出现常与感伤的情绪基调相联结。但在现代语境下，月亮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质，它不再是高悬天空的永恒见证者，而成为流动的时间载体。当月光倾泻在海面上时，粼粼波光便成为千万个破碎的计时器，每个光斑都在讲述不同的时间故事。

“月色如水/荷一柄长锄/从田间漫步而归/任沁凉的露水沾湿衣角/而悠长的思绪/随夜风自由飘动”^[3]P4在郭杰的诗性宇宙中，他将月亮化为笔刃，在时光的书卷中，将刻骨铭心的往事镌入永恒的诗行。这轮银盘，是回忆的打捞者，它在岁月的长河中淘洗着生命的碎片。可以说，月是生命涌动的见证人，寄寓着世人的离愁别绪，亦是生命临终的回光返照；月是对理想远方的期许，亦有着对逝去蹉跎岁月的追思。

同时，月光亦是柔和与神秘的象征，在浩瀚无垠的海面上洒下纷繁的愁思。诗人眼前的大海，在皎洁的月色映衬下，已不再是单调的蓝色，而成为缱绻着美好岁月的一道波光粼粼的涟漪。这种朦胧的美感，使诗人沉浸其中，此刻的时间仿佛静止。月光一面照亮海面，一面照亮作者的内心。在如今这个喧嚣的世界里，人们面对着种种压力，很难在精神上找到停泊的港湾。然而作者在这样的月光照射下，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心灵的天地。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礁石，发出低沉神秘的梦幻般的呓语，诗人将烦恼与困苦诉诸月亮，诉诸大海，将内心难以言说的苦闷抛之于广阔的自然环境中，将深层的秘密娓娓道来。诗人静静地伫立在月光映照下的海边，感受着大自然的声音，并将自己的心紧紧地包裹在自然中。

在《月光下看海》中，月亮是一种带有渗透性的介质：它既打破了时空的阻隔，让长江口的浪花与珠江口的潮汐产生共振；又穿透记忆的屏障，使童年的稻田与都市的霓虹灯相逢。在郭杰笔下，月亮不再是既往与感伤情绪勾连的符号，它被还原成月亮本身。此时的月亮不携带任何的情感色彩，它成为一种中性的符号表征。郭杰矗立于海边，被微风拂过，月亮是他内心情绪涌动的记录者，月亦是他对乡间宁静生活的向往的象征，正如诗中所道，“我和大海很亲近/咫尺之间完成了/一次内心深处的共鸣”^[3]P137-138。至此，郭杰的记忆在月色映衬下波光溢彩的海面上，在海风的吹拂下，不断变形并得以重组。

二、海洋意象的内蕴重组

传统文学中的海洋常常作为阻隔故乡的天然屏障存在，但在现代诗中，海洋变成了液态的镜子。它的咸涩不仅来自矿物质，更沉淀着无数移民携带的乡音。潮汐的涨落暗合着移民群体的命运起伏，浪花的破碎与重组恰似离散族群的身份重构。当月光洒在这面液态镜子上时，照见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海面，更是文化记忆的投影。

大海作为与人类实践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物象，其在人类诞生文学之初，便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元素之一。自先秦时期始，这一意象便进入文学创作的场域中。譬如神话故事中的“精卫填海”等。可以说，海洋作为一种天然的媒介，它拓展了人类对世间万物的奇思妙想，使人们创作出许多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故事，譬如《山海经》中的神魔鬼怪等。然而，自近代以来，列强侵略使得中国国家版图发生分裂，文人以海洋元素创造的幻想乡随之破灭，海洋意象的隐喻内涵再次发生转变，“它一方面蕴含着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境遇, 另一方面又宣示着寻找真理、回应西方挑激的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开始。”^[4]这也使得海洋这一意象富有了“现代性”的特质。而后，在20世纪80年代，回归个人，寻找真我的主题在新时期又再次启程。追求平淡质朴的语言，成为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实践的主流。将上述创作特质发挥至极致的便是第三代诗人。陈忠义提到，“第三代诗人通过21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体悟到语言本身的盲区、暴力和文化附庸，他们取消了意识形态的语言，追求非理性的本然状态”。^[5]因此，在当代诗歌创作中，海洋等自然意象大多复归于其原本的面貌。海洋之于人类而言，既有着审美感官上的震撼感，又有着自我心灵上的触动感，激发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欲。海洋是人类渴望征服的对象。在某种层面上，海洋固然是一种具有审美性的自然事物，但其宽阔无垠的外部形象，经人类的艺术改造后延伸至精神层面：海洋显露出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是诗人渴望挣脱现实樊笼束缚的武器，是人类进取精神的象征。在现代语境下，海洋这一意象幻化成了寄予人类希望的精神乌托邦。在《海妖的歌声》一诗中，诗人构想着自己在激流中乘船冒险，他高声呐喊着,“啊/水手们/快快让我/投身于迷人的大海”^[3]P423这里，主人公宁可将命运托付于险峻的海浪中，也不愿错失聆听海妖歌声的机会。而海妖的歌声，代表了现实中千载难逢的机会，它在冥冥之中与诗人渴望脱离繁庸日常的心情达成契合。可以说，海妖的歌声将主人公从繁庸的机械日常中解救出来。诗人以奥德修斯之名，把自己幻化成一位海上冒险的英雄。因此，海是诗人渴望冲破现实、社会藩篱的具象存在，大海的无边无际、波涛汹涌，在冥冥之中激发了诗人被现实罗网禁锢已久的沉睡心灵，激发着他对未知事物的向往，对波浪起伏的理想的追寻。由此可见，大海是诗人理想宽度的延展，也是他冒险之心的见证。“这一刻/我的心已飞到海上/倾听万顷波涛吟诵的诗行”^[3]P407众所周知，在理性主义主导的文化机制下，人成为维持机械运转的零部件，而郭杰正处在现代社会之中，生活的热忱被周而复始的时间表所囚禁。在这种文化机制的运转之下，一方面，它让人不断原子化，生产出“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在这种高压之下，人再次觉醒。这种内在的张力，成为郭杰乃至每个现代人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它使人既麻木又痛苦着；既清醒又异化着。因此，海洋的辽阔足以包容他被现世困扰的疲惫之躯，重燃他对生活的期许与向往。于郭杰而言，海洋既富有审美意味上的壮阔，亦有着对个体生命孤独的咏叹，更饱含着对麻木心灵的呼唤。

因此，海洋之于郭杰而言，作为一种实在的景观，它的宽阔，意味着能够延伸个体生命的宽度，并带领他抵达心驰神往的诗意乌托邦。在月光的映衬下，其照见的不仅是形式和物理意义上的海面，更像是某种文化记忆的投影。大海作为一个整体意象，既承载着自然的伟大与神秘，也能够与人类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产生强烈共鸣。大海的广阔无垠和深邃莫测，让人类在面对它时，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但是，这种感受并非自卑或沮丧，而是一种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浩瀚大海，仿佛在诉说着宇宙的无尽奥秘，激发着人们内心深处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大海的内蕴并不仅仅局限于某种神秘陌生的意义，它还同人类的情感世界发生了深刻的交融。当作者在海边静静地伫立时，他倾听着海浪的声音，感受着海风的吹拂，内心深处的情感被悄然触动。大海的宁静与平和，仿佛能够安抚人们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成为作者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慰藉之所。在这一刻，大海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自然景观，而是与作者的心灵紧密相连，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这种共鸣，折射出人类在潜意识里对于在自然界中寻找精神家园的渴望。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与忙碌中，人们不免感到内心空虚、惶惑与迷茫。而大海，以其广阔的胸怀和深邃的内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纷扰、保持寻找内心宁静的宝地。同时，大海的包容与接纳，也让人们获得了一种归属感，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朋友。在大自然的庇护下，人们可以放下所有的伪装与防备，与自然进行最真实的对话。诗人通过与大海进行亲密“畅谈”，使得心灵深处同自然之景发生共振。大海的每次潮汐涨落，都像是一次脉搏的跳动。都像是在告诉人们，生活中的起伏与变化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类纷繁复杂的思绪，也正于这片浩渺的海洋中得以消解。此刻，实在的人与具体的景，在肉体和灵魂层面上，达成了融合，意味着人类在这片大海中找到了共鸣之处。这种共鸣，不仅让诗人体悟到自然的伟大，也让读者在阅读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大海，成为人类情感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展现了人类在自然中寻找精神家园的美好愿景，也成为人类试图重建自我主体性的精神宝地。

三、故乡意象的意蕴形变

月光与海水的交融，在诗人诗性笔触的点缀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记忆符号。诗人捧起的每滴海水，都蕴含着对乡愁与主体性找寻的辩证哲思。而故乡作为一个抽象的地点和名词，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被赋予了多义性，以便使之符合诗性的表达。当故乡成为意象进入诗歌场域中，它便成为一个承载着文化记忆、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体验的复杂载体，兼具审美性与情感性。王泽龙提到：“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观念中, 自然物象是具有人本意义的。人与自然有着自然感性生命的同一。”^[6]因此，故乡这一意象既有具体的表达——作为实在地点的意象，也包含着抽象的情感寄托。“故乡作为一个恒定的地理坐标，从具象维度来看，其物质载体呈现为村落宗祠这类凝聚集体记忆的空间符号，承载着地方性知识体系中的精神信仰”^[7]；而在抽象维度，故乡则幻化为文学创作中的精神原乡，构成了诗人对抗现代性困境的审美符号。在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物质急剧增长，似乎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诸多问题。当人们为了生活不停地奔波，心灵却逐渐颓靡。这时，逐渐远去的故乡成为诗人记忆中最为珍贵的事物。由于与故乡的距离逐渐拉远，所以关于故乡生活的记忆被美化。因此，诗人主观地将故乡进行了二次的审美改造，将其神圣化，令其成为诗人寄寓诗意的原乡。自农耕文明的诗意栖居到现代冲击下的精神巨变，故乡的符号意义始终在历史长河中被不断重构，映射着人类对身份认同的永恒追寻与时代困境的深刻回应。

在传统农耕文明语境中，故乡意象凝结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先秦时期，《诗经》有言：“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8]自农耕时代起，劳动人民在生活实践中与土壤建立了朴素的情感联系。这种眷恋之情自然而然地融入集体记忆，化作一种情感符号，并通过文学形式得以具象化。魏晋时期，陶渊明构建了宁静的乡村图景，成为田园诗的典范。原乡成为文人墨客抵御世俗的理想之地，成为一种具有反抗现实意味的符号象征。到了唐代，在“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中，诗人将故土与乡愁在诗歌创作中紧密结合起来，象征着生命的意义。由此可见，“乡愁”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各种文学场合，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与意象。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牧歌构建了文人阶层的集体记忆原型，竹林茅舍、阡陌桑田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士大夫精神归隐的符号系统。这种诗意栖居的想象通过《诗经》的“昔我往矣”到唐诗的“月是故乡明”，形成了跨越千年的抒情传统。乡关何处之问，实则是士人在庙堂与江湖间的永恒徘徊。

在《月光下看海》中，故乡是郭杰奔波途中得以短暂歇息的驿站，它联结着诗人过去和现在的回忆。故乡不仅仅是亲身踏足的热土，更是他寄寓乡愁与理想的精神外化。它不仅是实指意义上的故乡，譬如黄河故道、江南等地，亦是抽象意义上的故乡。在与诗人的生命经验融合后，便化成了寄予诗人思乡的情感符号。在《游子吟》一诗中，郭杰将形而上意义的故乡具象化，使之成为富有特殊情感的审美喻体。正如诗中所言,“游子回到故乡/像婴儿回到摇篮/摇篮摇啊摇/到处是亲人的笑脸//游子回到故乡/像种子回到春天/雨露轻柔滋润/阳光无比温暖”^[3]P272在《忆江南》中，诗人写道,“你依依眷恋忆江南/便遣樊素归故乡/让青春的心/回到绚丽的春天”^[3]P315由此可知，故乡是诗人脱离沉重现世的避风港，它予以个人精神的滋养和慰藉。因为，故乡是滋养生命、维持青春活力的宝地，是抚慰受伤心灵的良药。故乡，作为一个寄寓乡愁的实词，为了凸显其哺育心灵的作用，诗人以其诗性的笔触，以拟人的手法，将“故乡”这一抽象的词语，转化成多种具体的存在。在他笔下，故乡化为孕育生命的母体：故乡是一张温暖的摇篮，让婴儿得以酣睡；故乡化作滋养生命的季节：故乡是美好的春天，滋润着幼苗；故乡化为宽阔无垠的大海，以它的广度和深度，包容着每个别离家乡、在外漂泊的游子的乡思。

然而，与既往单一的故乡意象不同，郭杰笔下的“故乡”并非一种孤立的抒情客体存在，他将它与“远方”这一意象并置于同一场域，构成一种具有辩证性的二元结构。因此，在离别之际，对远方的企盼与对故乡的眷恋，两种情感复杂地绞缠在一起，共同构成诗歌内部的情感张力，并使其产生互文性对话，进而暗示着郭杰对于乡愁的新解，即：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此外，远方在诗人的笔下被描绘成“画”。这意味着远方在诗人构建的意象系统中被视为理想的存在，它关涉着诗人对理想主义的精神投射与未来期待。值得注意的是，故乡在郭杰的诗性构建中并未被简化为单一的乡思符号，而是进行了意义的重新装置——以比喻的艺术修辞，将故乡重新赋形为诗意的本源空间——故乡既是母体的隐喻性摇篮，又是修复异化心灵的疗愈场所。

在对故乡的意蕴构建中，郭杰在多重维度上表现了自己对故乡的眷恋和深爱，而这种对故土的依恋，由此生发出对童心、自然之心的追寻。从这种意义上看，乡愁不仅只是停留于字面意义上的愁思，更是化为抵御现代文明中虚无感的力量之一。在郭杰的诗性笔触中，他将“故乡”这一抽象的符号进行加工，形变为各种样态：作为生命化喻体的摇篮，是他同故乡联结的脐带；作为一种精妙的喻体，他以春天象征着其内心永远保持着一颗活泼的心；而大海的宽阔，让故乡从单一的静态地点，成为动态的文化航标。海浪翻滚着记忆向前，又在退潮之际将过往缱绻而起。而在都市的喧嚣之中，郭杰找到了得以安放乡愁和找寻自我的独特方式：当月光扑洒于平静的水面时，心灵便再次敞开，情感便再次升温。即便是在大时代下难以逃逸被工具化的宿命，但自然是永恒的精神洄游，沉浸于自然的永动中，便是还乡，便是人类永恒的精神洄游。由此，从诗人对“故乡”意象的书写，得以窥见故乡意象在不同社会环境和语境下的嬗变史——从炊烟袅袅的具象空间到形而上的情感符码，从单一的文化怀旧的抒情对象到对现代文明下人类精神失落的抵抗，故乡意象的符号意蕴在被不断地解构中又得以重构，进而折射出人类对生存根基的重新确认。我们或许正在见证故乡意象最深刻的革命——它不再指向某个具体方位，而是成为维系文明连续性的精神脐带。

结语

《月光下看海》的主题内涵突出了诸多现代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生存的复杂问题：包括现代人对身份认同、主体性的寻找等。自然景物经诗人的二次想象后，化成理想主义的符号。该诗集凭借其独特意象群，构建了一个动人诗意世界。月光、海、故乡的三重意象各具象征意义。月光的宁静神秘交织，为读者带来超凡脱俗之感；海洋的广阔，则寓意着人生的无限可能；故乡作为实在意义与抽象意义的统一体，既是孕育诗人肉身的母地，也是寄寓其理想精神的皈依之处，体现了诗人寻找精神家园的渴望。这些意象相互交融，共同构筑起一个充满神秘、宁静的诗意空间。通过品读《月光下看海》，解构意象背后所蕴含的符号意义，在引发心灵震颤的同时，也促使读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为现代社会中迷茫的个体找寻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启迪。

参考文献

[1]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08.

[2]方婷.中国当代诗歌自然意象研究[D].云南大学,2015.

[3]郭杰.月光下看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

[4]陈旋波.“海洋”的抒情与叙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意象探讨[J].山东社会科学,2001(5): 56-58.

[5]陈仲义等.大陆先锋诗歌(1976-2001)四种写作向度[J].诗探索,2002(Z1):121-131.

[6]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略论[J].文学评论,2005(3):116-124.

[7]李欧梵,张箭飞,李思逸.文学与风景：段义孚与风景美学[J].小说评论,2024(6):66-73.

[8]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58,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