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詹姆斯·汉南；出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原作名：God's Philosophers：How the Medieval World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由英国科学史学者詹姆斯·汉南写作、刘崇岭翻译的《科学的起源：中世纪如何奠基现代科学》，2022-12-31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基于剑桥大学科学史研究背景，针对“中世纪科学停滞”的流行观点进行系统性反驳，旨在重新评估中世纪科学的历史地位。

该书以6世纪至16世纪为时间跨度，梳理中世纪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遗产，分析眼镜、机械钟、风车等技术发明及光学、数学等领域的理论进展。通过考证中世纪学者对地球形状的认知、教会对科学研究的资助等史实，论证基督教神学与伊斯兰文化在推动理性思维发展中的作用，并指出宗教裁判所审判伽利略事件的政治属性。全书以科学革命关键人物为线索，阐释中世纪在方法论与技术积累层面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延续性影响。

内容简介

“中世纪是智力停滞、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这是被现代学术界完全否定的神话，如果没有中世纪学者的贡献，伽利略、牛顿、科学革命都不会出现。很多关于中世纪的说法并非事实，比如，中世纪的人并不认为地球是平的，而哥伦布也没有“证明”它是一个球体；宗教法庭并未因任何人的科学思想或发现而将其烧死，事实上教会是科学研究的主要赞助者，甚至若干位教皇以对科学的了解而闻名；哥白尼不惧迫害；教皇也没有试图禁止人体解剖；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著名审判是关于政治，而非关于科学。中世纪是个在智识上高歌猛进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促成了科学进步，带来的成就远超古典世界，在技术上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欧洲人独立发明了眼镜、机械钟、风车和高炉，工匠和科学家将东方传来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进到了超越其发明者想象的水平。透镜与相机，以及几乎所有类型的机器以及工业革命本身，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被遗忘的发明家。

本书集中描述一段跨越六个世纪的史诗之旅，回顾了让·布里丹、尼科尔·奥雷姆、托马斯·布拉德沃丁等被忽视的天才们的发现，并将罗吉尔·培根、奥卡姆的威廉、托马斯·阿奎那等更为人熟知的人物的贡献带入历史语境。

中世纪是一个不乏发明和创新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与所谓“黑暗”中世纪的关系，比我们所知的更有渊源。

作者简介

詹姆斯·汉南（James Hannam），牛津大学物理学学士、伦敦伯克贝克学院历史学硕士、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曾为会计师，在伦敦金融城小有成就，主要从事电影制片，对科学史满怀热情，为各种报刊如《观察家》《今日历史》《立场》《新科学家》撰稿。《科学的起源》是他为大众写的作品，2010年入围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

刘崇岭（译者），辽宁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硕士，现为英语和俄语自由译者。

图书目录

引言 中世纪科学的真相

第一章 罗马陷落之后：中世纪早期的科学进展

第二章 数学教皇

第三章 理性的崛起

第四章 12世纪文艺复兴

第五章 异端与理性

第六章 异教科学如何被基督教化

第七章 惨败：中世纪的魔法和医学

第八章 炼金与占星的秘术

第九章 罗吉尔·培根与光学

第十章 钟匠：沃灵福德的理查德

第十一章 默顿计算者

第十二章 中世纪科学的巅峰

第十三章 新视野

第十四章 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

第十五章 16世纪的博学者

第十六章 人体的运转：医学与解剖学

第十七章 人文主义天文学与尼古拉·哥白尼

第十八章 天文学改革

第十九章 伽利略与乔尔丹诺·布鲁诺

第二十章 伽利略与新天文学

第二十一章 伽利略的审判与功绩

结语 一场科学革命？

进阶阅读建议

大事年表

重要人物表

注释

致谢

海德格尔（网名）：如何用一千年培育出科学精神？

艾萨克·牛顿爵士不会横空出世，他有句名言广为人知：“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非凡的成就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科学是一代代科学家接力、传递而成，它需要一个科学家网络，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杰作，而是跨越数个世纪的思想接力和启迪。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几何学证明、对天体的畅想，天文学虽说不够正确，却也是蓬勃发展。从托勒密到伽利略，相隔千年之久，古希腊学说是如何穿越漫长的时空抵达近代科学发力的17世纪？一种落后的观点认为整个中世纪的智性创造是停滞的，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哲学重见天日，科学创造才起步。这种庸俗版解释蛊惑了大多数人，稍微用点思辨力就会发现这种观点站不住脚。难道中世纪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智性创造？难道历史并不是延续的？

炮制出庸俗版观点的是启蒙运动思想的那些作家们，为了反对宗教，他们不仅忽略了中世纪的成就，而且还用自己的偏见写作误导后人。这些作品在人类走向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得到推崇，传播甚广，久而久之便成了人们所以为的“常识”。

《科学的起源》是詹姆斯·汉南（James Hannam）为大众写的作品。作为牛津大学物理学学士、伦敦伯克贝克学院历史学硕士、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詹姆斯·汉南对科学史满怀热情，并且为各种报刊撰稿。《科学的起源》把读者带入到罗马沦陷以后的早期中世纪，一路观察欧洲的理性崛起，直到伽利略的时代。聚焦这段历史就是为了填补大众所欠缺的那一块——对中世纪的无知。当代学界早已抛弃了启蒙思想那套庸俗版的解释，可是从学术到日常有着巨大的隔阂。《科学的起源》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没有很高的阅读门槛，任何一位热爱思考科学起源的人不应该错过它。

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得带着一些问题的意识。首先，科学的诞生是一件孤立的事吗？从简单的东西方范畴来讲，现代科学的诞生是西方独有的事件。换言之，地球其他地区就压根没有诞生科学。有人或许批评，这样的论述是武断的，中国也有技术发明。中国主流学界喜欢把科学技术混为一谈，认为技术也代表了科学。这实际上是一种粗糙的矫饰，技术当然是科学的一部分，但技术等同于科学吗？吴国盛教授说，中国有的只是技术史，而不是科学史。这里需要澄明，究竟什么才能被视为科学？

举个例子，医学都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中国自古以来有说法，医就是巫。人类对疾病引起的症状感到恐惧，一个人为什么会呕吐？为什么会抽搐？这些可怕的表现和常人太不一样了。人类对这种反常最原始的认知是认为，这种痛苦来自神灵或大自然的惩罚。要解救那个处于抽搐的人，就需要和神秘的大自然或神灵沟通。所以最古老的巫术也是某种医术。不用怀疑，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是从巫术过度到医术的。在救治的长期实践中，人类会积累起有效的经验。经验的总结和归纳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就构成了东西方的传统医学。但是，人类认识疾病的客观因果关系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医学的诞生是很晚近的事。关于这一点可以去了解一下“西班牙大流行”的历史，发现病毒、细菌、抗体、抗原、备制疫苗、治疗药物等都处于那次“大流行”后对医学实验室投入研究的历程中。

现代医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典型事件，它在西方诞生，被称之为西医。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医术不是现代医学呢？因为中医并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的，它仍旧处于传统的经验总结的习惯中。医学的事例可以表明，和其他技术一样，它们都必须在一个讲究科学精神的文化里产生。中国的炼丹没有像西方炼金术那样诞生化学，中国的天文知识只有历法和时辰的技术应用，没有诞生真正的天文学。甚至到了大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而古希腊人在托勒密的时代就普遍知道地球是圆的。西方中世纪人没有一个会认为地球是平面的，他们早就有了天体的概念和认识。有了这个认知前提，西方人才会设想打通大西洋航海，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是圆的，最后总能回到原点。这样我们便看出，认知前提和科学精神有关，大量事实的对比之下，科学精神作为一种群体的气质，是西方独有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科学只诞生在西方。那么，科学精神只是希腊哲学的副产品吗？换言之，科学精神是文艺复兴后才具备的吗？詹姆斯·汉南用大量的史蹈嫠叨琳撸惺兰褪强蒲Ь衽嘤囊±海惺兰团嘤鹆死硇院椭鞘叮皇峭ǔＫ档奈拗陀廾痢�

思考现代科学诞生的另一个纬度是历史上的科学家们。17世纪之所以被推举为现代科学诞生的时代，乃是因为这个历史阶段天文、物理、化学的发现是爆发式增长的。这些科学家们的名字以及他们建立起的公理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他们所发现的物理单位。自17世纪伊始到20世纪中旬是科学家群星璀璨的四个世纪，这些人都集中在西方欧洲。这四个世纪绝不是简单的科学发展的过程，最好是被看作科学精神成熟的结果。

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托马斯·库恩就曾说，科学家通常都是独立地研究并发现科学真相，然而这种独立研究无法脱离整个科学家的网络。从横向来说，科学家之间会有跨学科的交流，这使得单独一门学科在别的学科帮助下突破瓶颈。从纵向来说，某一科学家可以和前时代的科学家“交流”，通过钻研前人的学说修正或推翻错误的结论，得出一个正确或可被证实的结果。比如伽利略就是基于托勒密建构的体系、布鲁诺观测的数据修正天文学。这种接力和研究的传统是在一个纵横向、跨时代的科学家网络中进行的。而这种智性的、追求真理的传统源于某种巨大的激情，这激情是对探索世界、认识God引起的。这激情源自于宗教信仰，人们在中世纪认为通过自然之书和Bible都可以认识God。也只有在这一信仰的氛围内，探索自然被视为正当的、急迫要紧的事。

如果没有科学家群体的出现，如果没有如此众多的科学观点汇聚，现代科学的成就无从谈起。这并不是人的问题，并不是选择对了什么人，就能出现科学。这是精神的培育，必须深入到这个思考上——科学家群体是怎么出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中国可能最有价值。我们在100年前以为西学中用行得通，别人现有的成果拿来用就好。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认为拿得到最前沿技术的就是科学大国，对科学精神的培育并不重视。科学精神是西方的家传，通过《科学的起源》回顾早中期的中世纪历史，看到17世纪以前的一千年，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科学家群体逐步形成。

希腊哲学经典由于穆斯林的侵占而被保存，这让曾经的伊斯兰教世界的科学突飞猛进。穆斯林雇佣的Christians勤勤恳恳地翻译着这些著作，不少著作通过西班牙地区、与拜占庭交往密切的威尼斯地区流入到欧洲腹地。最早一批接触到希腊哲学的是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为了反驳异端，他们也需要专注于古典著作的研究。修道院擅长手抄本，随着大翻译运动和书籍数量的增长，古典著作已成为知识阶层的重要知识来源。

此时，欧洲的教育领域一项新的发展便开始起步，这就是大学的诞生。这些知识机构比修道院更自由，处于独立状态。当时的大学就是学生的自治联合体，由学生组织成的公会雇佣教师、学者。中世纪大学的重要课程依然是神学，相对于修道院，可以自由地传授“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数、几何、天文、音乐。从第一所欧洲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到巴黎大学、牛津、剑桥，这些自治联合体形成了有效网络，各个学科的知识人通过游学、教书、通信、发表书籍、公开辩论等方式参与到智性生活当中。要知道，这样的智性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生活，他们的研究和话题无一不关涉到神学问题。罗马教廷并没有强制干预知识团体，也没有禁止古典学说。当时的主流认为，认识自然、发现真理也是对认识God的重要补充。当时的氛围和环境是比较自由的，只要不是公开提出与信理相悖的学说和观点，都是被默默允许存在的。“日心说”还是“地心说”，在神职人员当中都各有拥趸。的确，伽利略受到了的审查，然而整个事件的缘由却并不是他所提出的日心说。要知道当时的教宗十分欣赏他的观点，并与之通信鼓励他继续研究。无疑，伽利略事件之复杂囿于参杂了政治，后世的启蒙思想作家显然没有把历史真相告知与众，采取了掩盖的态度。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科学家群体的出现与欧洲知识分子自治联合体有关。众多修道院、大学机构形成一张紧密联系的网络。如果说罗马教廷曾经在历史上是独断专行的，阻碍了思想自由、科学探索，那么一批又一批的科学者是如何在时代中接力、传承知识的？一个被绝对专断的社会还是否有可能出现自治的知识分子团体？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很多反例，知识分子不是沦为权力的附庸就是作为多余的人被铲除。关于科学精神的培育，教育该如何做，也许中世纪的氛围告诉了我们一切。在信仰与异端、信仰与理性的争辩中，现代科学作为一个意外的产物诞生了。它起初并不是普遍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的发生如此独特。唯有回溯中世纪，在信仰的视野下才能理解这个意外不过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