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效应的镜像：从韦泰姆效应看科研中心的“失败者”

李侠，尹辉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科学领域中，越有声望的人越容易获得更多资源、承认和机会，从而形成优势累积；而低声望者即便拥有同样的贡献也通常会被忽视，这是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于1968年提出的著名的科学奖励系统中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后续由他学生朱克曼（Zuckerman）以及科尔（Cole）兄弟等人经过长期系统量化研究最终加以证实。

科学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同样是高度复杂的，马太效应是否是科学世界里的唯一金科玉律？是否还有别的情景？美国社会学家杰里·加斯顿（Jerry Gaston）在研究英美科学界的奖励系统时发现，有少数科学家虽身处较高声望机构，却没有获得属于自己“份额”的应得承认，加斯顿视其为科学共同体中的“失败者”。由于这种情形与默顿的马太效应几乎相反，加斯顿将其命名为“韦泰姆效应（Wehttam Effect）”，从构词上来讲韦泰姆就是马太的倒写，从中不难理解加斯顿的深意所在。从科学奖励系统的机制来看，这些失败者的遭遇似乎陷入了一种悖论，即高声望机构和高产出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马太效应的福音，反而让他们沦为科研中心里不被承认的“边缘人”。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呢？加斯顿语焉不详，为此，笔者试图对其背后的原因作出一些试探性的分析。

其一，科研中心内部也存在严格的等级结构。1973年，科尔兄弟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一书中提出，科学界是一个高度分层的体制，而作为高声望的科学中心必然也是一种高度分层的系统（大系统内存在分层，其内在的小系统内仍然存在进一步的分层）。借用冲突理论来分析，科学体制是科学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的，其中的科学精英处于较高位置，而其他人则位于较低位置，精英通过权力的行使从而剥夺非精英的份额。因此，虽然都是处于科学中心内的精英，但精英中仍然存在等级分层，那些顶级的明星科学家通常垄断资源和话语权，而中低层研究者却往往从事着大量幕后工作，不仅享受不到科学中心的优势，即便产出了一定成果，也难以和顶级科学家相媲美。这种高声望科学中心的内部结构，注定了部分科学家难以获得承认的局面。此类情况也可看作一种“内卷化”的马太效应，即高声望机构中的科学家也存在激烈竞争，优中选优，高度的承认永远集中在极少数人的头上，科学中心内部依旧存在中心-边缘的划分。

其二，承认分配的结构性失衡。众所周知，当下的复杂科研活动通常需要依赖多位科学家的协作攻关才能完成，然而现有的奖励机制仍停留在小科学时代的模式，它擅长评价个体贡献而无力对多人合作的集体模式进行甄别。尤其进入“大科学”时代后，随着低处的果子都被摘光只剩下高处的果子这一新情况时缺陷就显得更加突出。在粒子物理学、医学工程、合成生物学等大型研究项目中，往往涉及数十甚至数百名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虽然他们在论文中普遍获得署名，但把署名转化为有效的、清晰的承认仍处于分配的模糊空间内，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在实际科研评价中，往往只有论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才能获得普遍的有效承认，而其他作者即便作出不小贡献，也依旧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份额。因此，正是这种承认分配的排他性，使得承认的优先权集中在极少数研究者手中，他们的贡献被放大，而其他多数研究者的贡献则被稀释。更有甚者，一些技术人员通常被视为普通劳工，他们做了大量重要工作，却经常被视为科研的“边角料”，不受重视，而且丧失了基本的论文署名权，显然，这种被遮蔽的贡献更难得到承认。尽管他们可能来自顶级科研机构，但其实际并不享有承认分配权的地位，而是依附于核心，成为中心里的“边缘人”，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他们的存在被遮蔽了。

其三，高声望机构的学术资源分配失衡。即便在顶尖高校或科研中心内部，资源的分配也绝非平等。某些研究领域可能难以做出重大成果或者申请到大量科研基金，因而很难有效提升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及声誉，面对这种情况，机构往往会采取优化资源分配的策略，将优质资源向能显著提升机构声誉的学科\领域倾斜，而那些不能显著提升机构声誉的学科\领域将得不到或只得到较少的资源。更为极端的情况是，高声望机构在追求国际排名和影响力的压力下，为避免某些学科“拖后腿”，将尽可能缩减其规模，如削减人员配置、减少招生名额、与其他学科合并，甚至直接取消该学科\领域。因此，身处此类情形中的研究者通常面临经费不足、职业成长空间萎缩等困境，此时，高声望平台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严重限制其发展，自然难以获得应有的承认。

其四，主流与支流的分野与科学家的选择。在科学共同体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与之匹配的主流学术评价体系，这些主流学科或热点方向长期处于资源、地位与评价标准的优势生态位，相对而言，那些“冷门”学科因为其研究价值需要长时间才能体现、成果产出困难或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工作等，不受关注，通常处于科研中心的“边缘地带”，有时甚至其学术合理性也会遭到质疑。一旦科学家选择这些冷门领域从事研究，即便他们身处高声望研究机构，也将不得不面临难以申请到科研基金以及论文难以发表的现实（实际上，有些研究内容根本没有对应的学术期刊或相关栏目支持）。尤其在现代线性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下，尽管他们的研究十分精深，也会因为没有科研项目、发表论文数较少、期刊影响因子不高、引用率有限等“硬性”指标的狙击而难以获得足够的承认。而且他们一旦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就意味着要在这一领域内长期艰苦耕耘，在少人问津的狭小学术孤岛上做研究，其成果只能越来越边缘化、零星化，到了后期，甚至有可能陷入几乎无法坚持下去的困境，最终把自己的学术发展轨迹引入死胡同，他们虽然进入了高声望机构，但这种无支撑条件的研究蕴含的不可持续性必将导致其获得承认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开宗立派的成功从来都是稀缺的。

其五，普遍存在的社会偏见。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不能否认，性别偏见始终是阻碍女性获得承认的重要因素。如世界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玛丽·居里（Marie Curie），最初因为女性身份未被列入诺贝尔奖提名，后来，居里夫人在竞选巴黎科学院院士的过程中，社会公众曾就科学院是否应该接纳女院士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一些年纪大的院士坚决反对接纳女性。虽然她们取得了伟大的科学成就，但因为女性身份，其贡献就被严重低估，居里夫人绝非科学史上的个案。随着性别平权运动的推进，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逐渐上升，男女性别也走向平等，但表面平等和实际公平之间依旧存在差距，那些来自科研中心的女性，虽然有着很高的科研水平，但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学术场域中，她们通常扮演“外来者”的身份，使其难以获得真正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在科研贡献方面得到的承认也要打折扣。除性别之外，种族、地域等偏见也是削弱承认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在科学界设立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何其重要，只有通过无知之幕的设计，才能最大限度上屏蔽掉那些历史文化因素以及初始条件不利对评价带来的不可原谅的偏见性，当下推进的“破四唯\破五唯”何尝不是一种破除根深蒂固偏见的努力。

承认并非一个客观中立的过程。科研“产出”属于知识创造的事实层面，而“承认”则深植于社会结构与评价体系之中，本质上讲，“产出”与“承认”是科学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既涉及事实判断，更涉及价值判断。无论是马太效应还是韦泰姆效应，都揭示了科学承认并不遵循简单的“产出——承认”线性逻辑。作为马太效应的对立面，韦泰姆效应所揭示的独特意义是，即便在高声望的科研中心，依旧存在不平等、排斥与结构性压制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造就了科学界的所谓的“失败者”。

如何应对韦泰姆效应呢？不可否认，韦泰姆效应下的“失败者”似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结构性难题，也是线性科学奖励系统下的必然结果，但笔者认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诸如优化承认分配政策，向年轻研究者给予更多支持，减少社会、历史、文化等蕴含偏见的认知方式，就会让韦泰姆效应得到缓解。但这种转变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对于创造力周期有限的个体来说，短期策略该如何选择呢？科学家是否应该为了避免陷入低承认的陷阱，主动把其研究方向的选择向主流靠拢？倘若一些科学家偏爱冷门绝学，尤其当他们在这些领域极具天赋时，管理者是出于功利性目的让他们放弃，还是鼓励他们回归为追求真理而执著的初心？这种良心追问的倒逼机制对于中期科研环境的改善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却又遥遥无期，对于短期而言，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精选赛道坚持长期主义，就整个科研生命周期而言，前期的被低估与后期的溢价将是均衡的，毕竟科学史上很多伟大的发现最初都是被严重低估的，而后期提出者却获得了丰厚的承认回报，这何尝不是荣誉与承认分配中的守恒机制呢？

行文至此，客观地说，虽然马太效应、韦泰姆效应在科技界造就了承认在两个极端的不平等现象，但正如加斯顿所说，与其他社会建制中的奖励系统相比，科学奖励系统的运转状况总体而言是好的。关注和研究马太效应和韦泰姆效应其实是借助批判性思维，更深刻地揭示科学奖励系统的运行规律，特别是认识到科研中的结构性不平等现象，为科学评价体系的改革提供启发，进而促进科学更加公平、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

（李侠、尹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教授、研究生）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发在2025-6-17日的《三思派》微信公众号，与李辉博士合作愉快，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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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6-18凌晨于南方临平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