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话的乖乖女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又是陪伴父母时间最长的孩子，是他们的心头肉。

1970年初，哥哥姐姐们全都下了放，大学也停办了，父母亲从华中农学院下放到洪湖老塆，我就从华农附中来到老塆中学；1972年初，华农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父母被分配到新洲分院，我也从洪湖龙口高中转学到新洲一中。1974年，我高中毕业下放到道观湖知青点，与华农分院（涨渡湖）同在新洲县。

先说说我的家庭。父亲是个有担当的人，他1938年考取河南大学，后转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1942年毕业留校后又帮助我的2个姑姑先后考到西北农学院（大姑后来做了大学副校长、湖南省总工会的副主席，小姑则一直留校西北农学院做了教授）。那个年代，一家4个全是大学生是非常轰动的事情，他鼓动奶奶卖了很多地，理由很朴素：“吾儿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吾儿超过我，要钱做什么？”当然，他也从自己薪水中拿出很大部分支援她们。

1944年春，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学生发起反对院长周伯敏的运动，遭到警察包围并开枪恐吓。事后教育部派人到学校了解情况，父亲挺身而出支持了学生，虽然“驱周运动”取得胜利，但当局还是各打了五十大板：爸爸因为说实话被解聘，同时解聘的还有8位助教，9位同学被开除。

1945年，他考上了浙江大学研究生院，但随后的内战炮火打破了平静的书斋。1947年5月，父亲再一次挺身而出，担任浙江大学生游行队伍总纠察，站在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斗争的最前沿。到了8月，地下党得知国民党中统要对学生运动的七大领袖动手的消息，就通知他们尽早离开。

父亲接到通知后去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山，他当时是农学院农艺系的本科生，还有1年就可以拿到文凭，舍不得放弃学业。这样，父亲和另外两个同学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浙大，他马不停蹄直奔老家——桐柏军区参军。果然，国民党中统浙江调查室于10月26日秘密逮捕了没有走的另外4人，并对他们进行连续刑讯，于子三在10月29日被迫害致死。

于子三的惨死，点燃了浙大师生怒火，引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史称“于子三运动”。父亲刚刚到达桐柏军区，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悲痛不已。

参军后的父亲，先后任桐柏军区宣传部干事、湖北军区宣传部随军记者、《子弟兵》报社编辑。1949年，鄂豫皖边区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王树声（开国大将）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父亲跟随前往。王树声将部队分为三线：以进剿、会剿打乱土匪指挥系统；分片驻剿堵截土匪；再组织群众联防阻止土匪流窜。这种驻剿和政治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大获全胜，半年多“拉网捕鱼”式剿匪，歼敌1.54万余人，胜利完成了任务。父亲全程追随，家里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当年的照片。

1950年4月，一直钟情于教书育人的父亲转业到华中农学院，先后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副教授、教研室主任等职，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研究生班三年（1956-1959年）。

1983年，父亲获批了一项“大别山剿匪”的课题，在采访全国各地老战友，做了好几大本采访记录之后，他竟然束之高阁。我的先生考上研究生后，曾自告奋勇要帮他整理，但遭到最后拒绝。我至今不明白，是他看到先生急于求成的毛躁样子，还是另有隐情？只是，可惜了他辛辛苦苦采访来的第一手资料。当讲到王司令员曾动员他担任秘书时，也遭到他同样的拒绝，理由是我们两个都脾气不好。

再说说我的母亲。母亲比父亲小5岁，她1942年就读西北农学院农经系时，正好父亲毕业留校，还代过她的课。没想到，母亲1947年参军时又碰到父亲，他们一个是桐柏军区第一个女大学生，一个是第一个研究生，而且父亲老家南阳离母亲老家唐河不远。

参军后，母亲分配到桐柏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当时的校长是58军军长孔庆德（开国上将）兼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是174 师师长田心，她是第一期学员，曾担任女生班班长和女生区队的区队长。我曾经问过母亲，听说当时有师级干部追过您，为什么嫁给了连级干部的父亲，她回答说“还是觉得，跟知识分子谈得来一些。”

1950年，父母一起从湖北军区转业到华中农学院时，它还叫湖北农学院（前身是张之洞1898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1952年才和几所综合大学的农学院合并为华中农学院）。那时候，母亲比父亲风光，她曾给两任院长当过秘书，感觉有点呼风唤雨的味道。遗憾的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她席卷了进去，不仅降低了行政级别和工资，还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一落千丈。

外婆家也是唐河的大户人家，母亲和她的弟弟妹妹小时候都有单独的奶妈，但腐败的国民党让她有了奔向光明的勇敢，历经坎坷仍然不忘党恩。先生曾经说她是偏左的右派和偏右的左派，但肯定是她对自己经历的解读人，是华农公认的“智慧老人”（102岁去世），人缘特别好。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从小就是个听话的“乖乖女”，对学习一丝不苟，对老师同学谦虚谨慎。从华农附小到华农附中，我都是班上的尖子生。到了洪湖的老塆中学，在初二就加入共青团。得知我入团的消息，父母一度喜不自禁，当成了他们下放劳动期间的大喜事，甚至将其传到了华农附中。

我的高一就读于洪湖龙口中学，那时候学校经常停电，因此常常到镇上的同学家做作业。但是，随父母转学到新洲一中时，他们的化学课已经上了一学期，而我完全没摸过。教化学的郭老师主动为我补课，仅仅一个月就让我在考试中拿了第一名，并很快当上了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

回想那一段学习经历，我一直是个刻苦上进的好孩子。

彷徨的“扎根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