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4年底中学毕业，毕业后通过笔试，成了母校安徽泾县中学一名代课教师，我原以为会让我去教数学，结果被分配体育教研室，当了一年的体育老师，代初二年级几个班的体育课。那时没有一点点师资方面的培训经历，硬是逼鸭子上架，匆忙上了讲台，现在想起来还惶恐不安，当时肯定有点误人子弟了。好在自己喜欢运动和打球，就带学生打球玩吧，如学生不听的话就顶着烈日进行队列训练。下雨天的体育课就比较麻烦了，自己把道听途说的一些体育新闻或体育常识（这方面书少的可怜）介绍给学生。记得一次仅凭想象向学生描述运动员创造100米10秒世界记录过程,还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尽量消磨时间。还好学生竖起耳朵听，似乎还挺感兴趣呢。我带过校篮球队去蔡村参加过全县初中生比赛，还带领过学校田径队参加在宣城县举行的地区中学生田径比赛。记得比赛中一名女生跳高时总是失误，我去鼓励她，告诉她技术要领，结果她越过了1米65的高度，获得第三名。  

  1976年初我下放到了丁桥公社湾滩大队湾滩小队，当了一名知青。原来我是家里身边留一个子女，属于照顾对象，可以不下放的。可我还很想读书，只有下放才有通过推荐或其方式上大学中专什么的可能性，父母也很支持我的想法，于是我来到姐姐哥哥曾经下放过的丁桥公社插队落户，住在生产队保管员家一间空房里。就在这房子以前曾有一名上海知青不知道何故上吊自杀了，这家人希望用年轻人阳气压压大屋里的阴气。可我当时是深受唯物主义的影响，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一人就独住这间屋里。在1976年里，我下田插过秧、割过稻。一次割稻时中暑晕倒了，好在农民很有经验把我抬到树阴下，解开衣服，慢慢苏醒，喝点水就好了。后来生产队照顾我，让我在生产队粮库晒稻，帮助保管员称稻入库。空闲我就躲在牛房里看书，躲烈日，与队里的耕牛为伴。冬天封山育林期间，我还拿过民兵的枪在山口处看山，阻止他人入山砍柴。我时常一个人独坐在运河的堤坝上，眺望着远处的青山，俯视着近处的绿水，特别是夕阳西下时，处处炊烟袅绕，放牛娃牵着耕牛缓缓地归村，古老青弋江像一条金带波光粼粼，一切蒙上一层梦幻般的色彩，给人以美的启迪。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幅图像依旧十分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大年初一生产队高音喇叭响起催大家出工，修运河，“旱改水”（把荒地改成水田）。我还在大队砖窖厂当过保管员，负责拦车给砖窖厂运砖。冬天里还和回乡青年一起组织过宣传队。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时，我和其它回乡青年曾在大部前粘贴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我们宣传队搞过一次演出，我和另三名回乡青年上演一出讽刺四人帮的活报剧，我扮演狗头军师张春桥。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逝了，一位成份不好农民（大概是富农）从县城回来，听这首消息，逢人便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某某去逝了”。当天深夜民兵队长把全大队的人召集在大队祠堂里，公社武装部长带几个荷枪实弹民兵，押着这农民，开了简单的批判大会，连夜就押走了。不久，全国举行了毛主席的追悼会，哀乐在祖国大地处处回荡，哭声一片。大队的全体男女老幼在大队部前面静默哀悼。大队部墙上贴横幅“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还是我写的呢。自己在房间里自发地搞了一个小小祭祀台，可见毛主席在大家心里的位置。    

1977年春天的一天，公社管文教工作的曹干事和丁桥公社中学的邬老师来到大队窖厂找我，说希望调我去公社中学教书，这样我又开始了代课教师的生涯，具体代初二班的数学课，还兼任一个班主任，和学校唯一高一班的体育课。当年夏天里的一天，学校的喇叭里广播了党中央恢复高考的决定。当时广播报纸也大力宣扬陈景润、杨乐和张广厚等人科学攻关的事迹。特别是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特巴赫猜想”，大大激发广大青年考大学深造攀登科学高峰的愿望。可传说下乡知青必须在农村劳动生活三年以上才有资格参加高考，直到高考前一两个月才知道这个规定最后被取消了。经过与学校丁校长多次交涉，我们几位代课教师最后获得了高考报名资格。

安徽省1977年高考是于12月11日至12日进行的，共考4门课：数学，语文，政治和理化。泾县的考场设在城关二小，凭有照片准考证，在提前十分钟的预备铃响后入考场。记得数学题目的难度不是很大，只有一道几何题被卡住了。自己在铃声响起一两分钟前想起了解法，可惜没时间写到考卷了（后来我找到本题5-6种不同证法，包括几何证法，复数证法等）。当时我们考场监考是泾县中学语文老师胡文波先生。铃声一响，胡老师毫不留情地把大家手里考卷全都收走了。语文作文题是写读叶剑英元帅的诗“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读后感；政治考试的第一大题第一小题是有要求默写出毛主席语录“三大记律，八项注意”。记得我想不起来了，这时桌前面的考生，轻轻唱起来“第一一切行听指挥…”他（她）唱一句，我写一句，捡了个便宜（捡便宜的可能不止我一人）。理化考题可能是中科大老师出的，有一题是考原子核裂变方面知识。记得我在该题后写到“该题出了考试大纲范围，我们根本没有学过。”

1977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达570万，最后录取了27万，录取率5％，1978年参加高考610，录取40.2，录取率7％（比较2019年1031万，录取810万，录取71％）考试后的一两个月我从县教育局获得被合工大力学专业录取的消息（不知道考分，后来入学合工大后才知道具体考分，可惜没有记录下来）。那年丁桥公社中学有5名代课教师参加了高考：张小平和我填了同样自愿，结果他被录取安徽师范大学生物专业（第一自愿是合工大力学专业，第二自愿皖南医学院，第三自愿是安徽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杨亚江考取了南京气象学院（张和杨是本公社回乡青年），芜湖知青吴七一第一年没考取，据说苦战第三次后考取了文科，前两次数学成绩太低拖了后腿。参加高考还有一位年轻的丁老师（也本公社回乡青年）和年龄近三十的教数学的王老师和教物理的民办教师郝老师（据说后调县中学任教了，其丈夫是相邻公社党委书记，常到学校看妻子，带来很多好吃东西）。泾县汽车队也有好几位考生，好像当年考上的除我还有三人，有一对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双胞胎大小双子。泾县高二(4)班当年考上大学大概有三人：盛涤伦和我取录了合工大（盛录取化工专业，盛来自泾县汀溪公社的世家，兄弟三人都先后考上大学，都学有所成），赵勇考进了长春地质学院，后来考上大学还有吴建民和洪晓鸣等同学吧。

录取后我们与班主任汪民岳老师特去县照相馆拍一张照片，上面有题词“老师和学生，七八春节上大学留念”。汪民岳老师从初三就起担任我们班主任，并教我们数学。他热爱教育教业，曾在数学教学方面的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他的数学课上很好。记得高二时候还给我们上过微积分，在南京河校读书的姐姐帮我买了一本重庆大学编的高等数学课本，不知哪位同学发现我书包里这本书，在教室里把它拿出来高高举起，这全班唯一一本微积分教材，引起不小的轰动。林淑贞老师和汪兴民老师也都教我们数学课，这三位都是优秀的数学教师，他们使我使爱上了数学。记得高考填写时，我突然把数学改填成了力学。后来汪老师知道，大声说“啊！你怎么改成力学了？”当时的情形还很清晰，后来我一直后悔改错了，并希望有机会与汪老师聊聊数学，可他已走了！（汪民岳，男，1938-2022安徽绩溪人，曾任泾县政协副主席）。    

知道录取消息后父亲开车去上海杭州萧山一带，顺便带我出去散散心。乘的是那种有油布蓬货车，我坐在车厢里的货物上，那是我第一次远行。记得在杭州六和塔下面小饭店里，父亲点了一条他最喜欢吃的清蒸黄鱼。  

  1978年2月我从泾县乘汽车队的客车到了芜湖，在姐夫（应该算是男友吧，当时他们尚未结婚）的江东船厂单身职工宿舍的里住了一晚，房间正好有一本鲁宾逊漂流记，我连夜读完这本有趣的小说。第二天在未来姐夫的伴随下渡过长江，在二坝上了去合肥的火车，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乘火车呢。我们托运两件行李，一只很大褐色樟木箱，是自家买的木头请木匠打的那种，装着被褥和衣服，后来衣服越来越少，里面有一半装着自己的书和作业本，后来它还随我到四川和峨眉，直到成家为止。还有一只棕黄色的小皮箱，有黄铜的钮扣，这大概爸妈结婚时在屯溪添制的东西了，当时也是他们在旧物市场买的。 入学那几天学校有大卡车接新生，要求1978年3月1-3月3到学校教务科报告。入学通知书（同学董加林保存一份）上主要内容有：   转党组织关系（由县团级转省委组织部）；户口，粮油关系转移证（自带一个月以上粮油票）；交书籍和讲义费5元（多退少补）;生活困难者可申请报销来校路费（不包住宿和伙食费）：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

刚到合肥我们去看望了钟伯伯一家，他与我爸爸年轻时就是好朋友，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后来还成了亲家（他的大女儿是我的嫂子）。

 我们入学时离文革结束不久，记得大一时候好几次上街游行，还省体育场集会过，但具体为什么事现在没有一点印象了。只记得那时学生会主席与各班长联系，通知一下班上大部分同学都会参加。大二以后游行我还记的，一次是一位女生参加学校组织长跑休克了，送到医院抢救时医生竟然找不到注射针头，结果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没有了，学生全群激愤一起涌向街头，引发那次游行还有一事：在食堂打饭的学生不小心把食堂师傅放在身边的开水瓶打翻碰碎，结果香油流一地，原来这师傅在食堂偷油带回家。记得学生把校领导围在主楼背后台阶上，高呼“打倒腐败”，学生们然后走出校门来到长江路的省委大楼前，要主要领导出来对话，最后好像没有出来。另外一次我下课回来，发现一群学生正围着几个长者，原来省委书记万里和几个随从或校领导不知何事来到学生宿舍调研，被学生认出，大家把他们团团围住，派代表提出学生们的诉求，大概有惩治腐败，改善食堂伙食等吧。另外一次全校集体上街游行气氛则不同了，中国足球在亚洲预选赛中获胜，全校欢声雷动，全体学生不约而同在操场集合，走出校门，把深夜的合肥街闹翻了。同学相互握手，表示祝贺，气氛罕见热烈，青春热情扬溢，令人终身难忘。     

那时候学校实行助学金制度，根据家庭的人均收入多少，分为一、二和三等。一等大概每月发给18元，我们有五人口，平均收入20元，我还有三等助学金呢，每月5元（后来好像被取消了，记不清楚）。因哥哥当兵了，姐姐已工作，爸妈每月给我30元生活费，因此整个四年没经济上的困难。当时学费是免，住宿是免的，7人一个房间，4张分上下铺的床，我一直睡上铺，整整四年没有换过房间和铺位，我们班班长韩承双也一直住我下面。我们房间住着两个专业的学生，另外五人是工程画班。韩承双来自安庆，王光荣来自屯溪，戴月、陈新民和汤建来自蚌埠，孙继平来自宣城，陈仰帆来自马鞍山。两排双人床中间放有2张桌，进门右手有一个书架之类东面，上面放着大家的饭碗，还有一个脸盆架，水瓶直接放在地上，另外一张下层空床安放大家的箱子。有一次鼠患太猖狂了，我们在房间放了一些老鼠药，然把水瓶塞拔掉，晚上我们在床上观看好戏，只见吃了药老鼠摇摇晃晃爬上水瓶，然后一头栽下来，暴毙了。当时离唐山大地震不久，记得有一次正端着一盆脸洗走在宿舍楼道里时，突然自己晃了一下，水泼了出来，后来听见有人喊“地震了”，大家急急忙忙都跑出来了。

（1977年丁桥公社中学，左:吴七一，右：本人）

（1978年春，安徽泾县中学，前排:汪民岳老师

       后排左起：盛涤伦，谢建华，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