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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今文经学”、“古文经学”?
或问:何谓“今文经学”、“古文经学”?
答:经学史上,素来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说法。今文经与古文经,最初是指以今文(汉隶)、古文(籀书)两种不同的字体写成的经书。我国古代文字从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发展到战国时代,字体屡经变迁。战国时秦国境内,基本上通用“籀书”,亦称“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籀书”的基础上加以简化成为“小篆”,或称“篆书”。秦代的“书同文”即以这种篆书来作为标准的字体。至于六国境内的文字,与籀书、篆书不完全一样。现在我们尚能见到的六国文字,如战国古钱币、青铜器、近几十年出土的楚简上的文字以及《说文解字》中所载“古文”,均属此类,有的学者统称之为“晚周古文”。这种古文字由于地区及时代早晚不同,差别较大,但它们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所以习惯上统而言之曰“古文”。战国后期,除了大篆和这些“古文”外,还出现了一种字体,就是“隶书”。在秦代,通行的正式字体是小篆,如秦刻石及秦权(秦官府批准的标准砝码)铭文都是小篆,但在官府中的公文及民间流行的字体则主要是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已取代小篆成了最通行的字体。所以在汉代人看来,隶书是当代的字体,因此名之曰“今文”。经典若是用战国古字写的,就是“古文经”,用隶书写的就是“今文经”。《史记·儒林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这里所说的“古文”、“今文”,就是以《尚书》传本之古、今文字而言的。
今、古文经的字,难免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有时今文经正确,有时古文经正确,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古文经虽以六国时的古文字缮写,但从西周或春秋时代传到战国,中间也难免有抄错或记错的地方。今文经虽大多是汉人写的,但有时因为依据的底本好,也可能反比某些古文经为胜。今、古文经的异字的成因,大致有四种情况:假借字,异体字,误字,误句。其中,假借字数量最多,如《仪礼·士相见礼》中的“一”与“壹”、“终”与“众”、“甫”与“父”、“毋”与“无”、“伸”与“信”、“早”与“蚤”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但是指所持底本字体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就对于经典内容阐释方面的差异而言的。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讲阴阳五行、灾异谴告之论,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今文经学家多尊崇孔子,认为他是托古改制的“素王”,重《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他不承认经典本义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强调解释是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而不断变化的,不必拘泥于古义。为了从经典本文中发现原理,并把它运用于实际,应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春秋繁露·玉杯》),即通过对经典本文的分章析句,综合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重新建构其政治意义。今文经学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的阐释历久弥新。
古文经学多把六经当成信史,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古文经学家具有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所以他们常常能够对古籍作出正确的和比较合理的训释,从而彰显那些被今文经学家文饰、遮蔽的文本原意;他们的训释成为后人理解古籍的重要参考。
西汉的今文经学,如《诗》之齐、鲁、韩三家,《书》之欧阳、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之公羊,都先后“立学官”(“学官”即朝廷任命的教官,《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公孙弘为学官”),成为官学,今文经学家可以担任博士之职,带弟子。汉武帝时最重视《春秋》公羊学,汉宣帝时一度重视《春秋》穀梁学。古文经学主要在民间传授,并遭到今文经学家们的排斥。汉代的古文经学有《费氏易》《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周礼》)《逸礼》《春秋左氏传》等。
(主要参考:王保玹《今古文经学新论》,边家珍《汉代经学发展史论》。)
又,此文刊载于2018年10月18日《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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