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博文是我做课题的“下脚料”，本来想把严复和章士钊都罗列进去，后来琢磨半天，觉得有些画蛇添足，就把这二位请了下来，但我觉作为博文，还是没啥大问题。干脆发博文。

中国传统逻辑真正起点始于严复的翻译

严复（1854—1921），福建候官县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人物。他早年留学英国，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1895年，甲午海战后，国难激发斗志，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激励中华民族适者生存。毛主席曾称赞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

严复翻译不按作者原意，而据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需要，是受了吴汝纶（1840—1903）的影响，吴亦称严译是“忠愤所发”。吴汝纶认为严复是中西学兼通的难得人才，自己亦从中了解西方文化。吴、严都主张以古文传播新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从桐城派中，单独形成了“侯官派”。在、《天演论·译序》中，严复提出翻译要“信达雅”的最高标准。

1、严复对逻辑学的理解

除《天演论》外，严复还有两本重要的逻辑学译著。严复译的《穆勒名学》（现译密尔，John S. Mill，1806—1873）的和耶方斯（W. Stanley Yevons，1835—1882）《名学浅说》是影响最大的两部逻辑学著作。严复重视将西方逻辑学向中国学界译介，是因为他赞同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观点：逻辑学为“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在严复看来，中国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根本，在于研习西方学术的根本之学——逻辑学。

这在当年都是影响极大的两部逻辑学译著。前者是归纳逻辑的集大成之作，后者是逻辑入门书。严复之所以重视将西方逻辑学向中国学界译介，是因为他赞同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观点：逻辑学为“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在严复看来，中国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根本，在于研习西方学术的根本之学——逻辑学。他指出：

……（西方）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即培根）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故“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

正因如此，蔡元培（1868—1940）后来亦精辟地指出：“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的关键。”

如前所述，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所依据的英文蓝本是英国逻辑学家密尔的《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这是一部堪称里程碑式的逻辑学著作。其中密尔提出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这些方法在古代已有萌芽，近代培根在其《新工具》一书中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和归纳，最后由穆勒加以系统的整理和说明，因而一般通称为“穆勒五法”。1902年，严复将此书的导言、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前13章翻译成中文，取名为《穆勒名学》，剩余部分因精力不济终未译出。《穆勒名学》的译本于1905年先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1912年复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再版。

《穆勒名学》（1903）以及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8）是近代逻辑热门读本。尤其对前者，严复推崇备至，认为逻辑方法是求知的最科学方法。“逻辑”一词就是严复对英文logic的音译。Logic也称“辩学”、“名学”、“论理学”、理则学等。逻辑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

严复曾是我国首位将logic译为“逻辑”的学者。但是由于受“侯官古文派”的名气所累，还是将“逻辑”译为“名学”。司马谈（前169—前110）在其《论六家要旨》中提到“……阴阳、儒、墨、名、法、道……”，所谓名家的特点，司马谈认为它“苟察缴绕”，即在说理、行文或探讨问题方面讲求细节。而“逻辑”本身恰好就是这样的学问。司马谈早在汉代便总结先秦思想家的成就，所以严复认为我国有类似于西方逻辑学那样的学问。

所以他用“名学”翻译没错。囿于““侯官古文派”的名气，新旧之交之际，他还是站在古文派这边。从现在的眼光看严复，他未必全错。对于“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大学者，即便他把logic译为“逻辑”又有何用？

严复尽管首次将logic译为“逻辑”，但并没有将“逻辑”确定为中国现代逻辑学科的名称，而是仍用“名学”来命名从西方移植的这一个新学科。在其1903年所译的《穆勒名学》所加的诸多按语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英文logic一词的见解：

……按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罗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精而微之，则吾生最贵之一物亦名逻各斯。

严复还说：

……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1565—1630）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名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

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及《名学浅说》出版后，成为西方近代逻辑学传入中国的真正起点，对中国现代逻辑学科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胡适对此表示肯定：“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章士钊（1881—1973）称赞道：“为国人开示逻辑途径，侯官严氏允称巨子。”郭湛波（1905—1990）则评价道：

……自明末李之藻译《名理探》，为论理学输入中国之始，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不过没有什么发展，一直到了严几道先生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形式论理学始盛行于中国，各大学有论理学一课。

严复典雅的文笔在当时及后来受到人们的高度称赞。严译《穆勒名学》与《名学浅说》刊印后，立即轰动一时。

2、严氏译本不合时宜无法普及

严译的两本西方的逻辑学著作，实在不合时宜，新旧之交，有多少人能接受新学？有多少人能懂旧学？当时中国识文断字者几何？所以，他以旧瓶装新酒，让人们感受一下，仅此而已。严氏译本显然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导致其学问过于艰深，译本很难读懂，制约了国人对西方逻辑学的深刻理解。两本西方的逻辑学不过就是起到了逻辑学在中国从无到有的作用，没有其它意义。

留学日本的朱执信（1885—1920）阅读《穆勒名学》后尖锐地指出：

……中国则自明李氏译《名理探》始，暨艾氏（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译《辨学启蒙》（经查该书与严译之《名学浅说》为同一本书。）皆不行于世。严氏译名学后，世乃知有一科学，为思之法则尔，然吾窃观世之读名学者，什九震于严氏之名而已，以云深喻，殆未可也。

除了对严氏翻译大有赞美之辞，但也引起不少学者的非议。诸如梁启超（1873—1929）、鲁迅（1881—1936）、王国维（1877—1927）等大人物的批评。可是严复并不以为然，他觉得西方逻辑学本来就非常深奥，并非凡人所能骤悟，故其解释道：

……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

这也难怪，向来秉承“言必东西周，文必夏商汉”的古文派，在古文与今文交汇之时，严复站在古文派一边，并以古文创译西方逻辑读本中许多逻辑学术语，因艰深难懂而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即便是其所用的核心术语“名学”一词，亦未成为西方logic移入中国后的学科名称。但还是对严复的“宁为玉碎”的理念保持钦佩，虽然他也偶然用过音译，但对于logic这样的严肃问题，他还是正确的，守住古文派的底线，不能因为几个音译的语词毁了他“候官古文派”的招牌。严复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西方学术知识引入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之后，一方面要保持西方学术的精确度，另一方面还要适应中国学术传统，但适应的“度”很难把握。

     西方logic引入中国，要讲求变通，其表达方式和表述形式必须变易，因为不变易就难以为中国人所理解。但过分强调适应中国学术传统而将其变易为带有浓厚中国古典色彩之术语，如将logic变易为“名学”，将西方逻辑术语相应变成内籀（归纳）、外籀（演绎）、连珠（三段论）、联珠（连接）、思辨（思考）、思籀（推断）、思议（想象）等中国术语，固然典雅信达，却难以为中国学界所认同，进而制约着国人对西方逻辑学之深刻理解，这种现象同样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