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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诗性语言与中医理论的话语方式

已有 195 次阅读 2024-6-28 16:42 |个人分类:思考中医|系统分类:论文交流|文章来源:转载

资料来源:殷平善庞杰. 诗性语言与中医理论的话语方式.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0,16(12):1173-1175

摘要:汉语是一种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诗性语言,对中医理论的表达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医学不仅在表达形式上有诗性化的一面,它的许多内容也是富有诗意的。这种诗性语言的表达,每每成为主体抵达认识彼岸的舟筏,具有极强的原创性。

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语言的,无论是作为探究活动的科学,还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它都与语言须臾不可分离。乔姆斯基在他的《语言和心理》一书中指出:研究人类的语言,就是探讨所谓“人类的本质”,也就是探讨迄今为止为人类独有的心理属性。我们从语言角度切入,讨论汉语言文字与中医学思维方式及其话语方式的问题,对于深入研究中医学的特质,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1 汉语言文字的诗性特质

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是维柯在其《新科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从人类学角度研讨诗性语言,认为诗性语言是各种语言的源头,而事物的起源决定了本质,人类文明时代的精神形态,完全可以从诗性智慧中找到根源。西方从古代至近代一直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逻辑语言观点占主导地位。20 世纪,西方出现了“语言学转向”,逻辑语言观受到了挑战。

克罗齐认为“语言既表现”“语言既艺术”。海德格尔通过对“逻各斯”原义的重溯,对逻辑语言观进行了反思,认为语言在“本质意义”上是“诗”,语言的诗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先于语言的逻辑功能。他说:“形而上学很早就以西方的逻辑和语法的形式霸占了对语言的解释,我们只是在今日才开始觉察到在这一过程中所遮蔽的东西。把语言从语法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一个更原初的本质构架,这是思和诗的事。”[1]

在高科技发展的当代,深受数理逻辑传统控制的西方国家出现语言哲学的诗化、审美化转向,甚至已成为一种主导性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而在这一大背景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特质,探讨中医学诗性语言的表达,是颇有意义的。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观物取象”,即取万物之象,加工成为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反映、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概念是一种思维的抽象,汉语在用词固定概念的形式时,往往用相应的具象使概念生动可感而有所依托。汉语的语言思维大体上是一种形象思维,这种思维与汉民族的整体思维也有其内在联系。整体思维是天人合一的,追求人与自然、社会融契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所达到的内在和谐,使人以一种审美、直觉的眼光来看待万事万物,从而在感性经验中积淀了大量的理性因素。语言是抽象思维的承担者,汉语的语词对客观事物加以抽象反映的语义往往带有具象性,抽象思维同形象的相互交织,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使汉民族的语言具有艺术化的诗性气质。

汉语言文字概括起来有几个基本特点:(1)在表音表意两大文字体系中,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的体系。汉字构成的“六书”中,除假借、转注、形声三种方式里有一些表音的成分外,“象形”“指事”“会意”这三种方式都是表意性的;(2)单文单义。汉字是方块形的,除少数联绵词外,每个都有独立意义,可以进行形与义的灵活组合;(3)一字一音。汉字是音节文字,而不是音素文字,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4)单音词丰富。汉字是一字一音,单音词就意味着单字即词,那么,词义、字形、音节就成为一个灵活的组织了;(5) 区别“四声”。“四声”是汉语的四种声调、古代分平、上、去、入,现代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用四声声调来区别不同的字词及其含义是汉语所独有的;(6)言文分离。文言文作为一种特殊的书面语言,与日常生活交际所用语言相去甚远,并且与日常用语长期分离而保持官方语言地位一直延续到“五四”“白话文”的出现,这是世界语言史上的一大奇观[2]。这 6 个方面的特点,对中医理论的语言表达和中医学各种文体的构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2 中医药学表达形式的诗性化

《内经》的写作和形成约在战国后期和汉代,它的问答形式和写作文体颇类似于赋。战国后期的荀子和秦朝李斯时代的作品,都有赋化的倾向,而到汉代赋成为文学中的主流,《内经》成书于这一时期,它必然会受到赋文风的影响。赋从外在形式看,非诗非文,而其内涵却又有诗有文。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书·艺文志》讲:“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无论从其形式或其性质方面,赋都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赋多有四六骈句,讲对仗也讲韵脚。《内经》中这种半诗半文的文句和章法比比皆是: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灵枢·营卫生会》)。”

“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译以浮,谓之易己;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形气相实,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必察四难,而明告之(《素问·平人气象论》)。”

汉语的基本单位是体用相连,内外融通,功能发散,意蕴丰润,它的功能在运用中非常灵活,具有很大的弹性,便于展开丰富的联想,便于在意会中进行各种可能的搭配组合,便于拓展无限的领域空间。

它的语词可以像积木一样简单而搭配灵活,也可以用“回文”形式或“圆周循环”形式表达,它为汉语语词运用的艺术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比如联珠(又称顶真)是一种尾首重复、上下传承的句式,上下句的递进蝉联,不仅仅只是具有节奏美的语言修辞效果,更重要的是强调和突出了描述对象运动发展的因果性。诸如:“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灵枢·本神》)。”

“故上液之道开则注,注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饮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灵枢·口问》)。”“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灵枢·五癃津液别》)。”用顶真的修辞效果,不仅讲了描写对象的因果性,还对事物进行了明晰的判断。

汉语在表达过程中十分注重节奏的旋律,汉语不像西方语言的句子那样以动词为中心搭起固定框架,以“形”役“意”,而是以意义的完整为目的,利用单音词和双音词的弹性组合,灵活运用而成为音句,再循自然事理之势巧为推排成义句,于音节铿锵之中传递所要表达的意念。如“今天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灵枢·九针十二原》)。”这段话节奏明快而又简捷,语气短促有力而又果决,不仅表意还能传神,而治病的方法、手段乃至医者的态度和气势皆跃然低上。

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诗歌的音律形象建立在语言词汇的声音形象基础上。汉语的单音节优势,由于一字一音,并且古汉语中一字一义也很普遍,因而很容易把诗歌排列得非常整齐,形成一种建筑美,也使诗歌有可能形成工整的对仗。汉语特有的声调是诗歌平仄律的基础。这种语言的天然质料构成诗歌的韵律,同时汉语语法的灵活也赋予诗歌自由的空间。汉语没有印欧语言的时态、语态、体、格之类的限制,其语法和词法均有很大的变通性,词性的弹性与“活用”,句子成分的意会与位置都有很大的自由。汉字的象形、表意和单音节使得汉语书面语成为一种纵向聚合意义十分丰富的语言,因而它非常适合于以有限形式通过隐喻、字词叠加等手段表达出丰富的内涵,给人以美的感受。中医学则可以顺畅地通过诗词、歌赋等文体形式,来表达其理论、技能和学术经验,这在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内可谓是相当罕见的。诸如李时珍的《濒湖脉学》,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广为流传的《雷公药性赋》(作者不祥) ,龚廷贤的《药性歌括四百味》,汪昂 的《汤头歌诀》,窦默的《标幽赋》,《针灸聚英》中的《百症赋》《肘后歌》,《针灸玉龙经》中的《玉龙歌》,《针灸大全》中的《金针赋》《十二穴治杂病歌》等等,还有脍灸人口的《十问歌》《十八反歌》《十九畏歌》《妊娠用药禁忌歌》等。清代医学名著《医宗金鉴》也是采用歌诀的形式,使中医经典的内容和各种疾病的防治知识广为普及,传之久远。

中国医学史上的名医大都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诸如张仲景、葛洪、皇甫谧、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傅青主、薛雪、徐大椿等。古代的许多文学家和诗人也通晓医学,唐代诗人王勃、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等,还有宋代的欧阳修、王禹偁、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以及元代的关汉卿、明清时期的冯梦龙、曹雪芹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包含有丰富的医药学内容,由此也可约略看出中医学医文相通的特征。

3 中医意象思维的诗性意蕴

中医学不仅在表达形式上有诗性化的一面,其内容也是富有诗意的,这同汉语浓郁的隐喻特征密切相关。汉民族自古以来十分崇尚的是“味外之旨,韵外之意”“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认同“言不尽意”“文有尽而意无余”,汉语往往可以营造出一种可意味而难言传的意境。汉语的许多词语能指优势很强,所指常常不太明确,易于引起多种歧义,但其言外之意的丰富,给人们的理解带来更多的空间,供人们进行创造性阐释。

中医学的“精”“气”“神”“阴”“阳”“经络”“心”“天”“道”等许多概念都与中国传统意象思维有关。以“气”这一概念为例,“气”在《内经》中的出现频率 很 高,历代医家试图对“气”进行分类,现代有人把《内经》中的“气”分为270多种,但其概念总是未能清晰准确地界定。气是功能的,又是物质的,气可以指大自然之气,包括天气、地气,也可指人体之正气,包括元气、真气、精气、营气、卫气,以及五脏之气、水谷之精气等,还可指中药温、热、寒、凉之气,同时也指致病之气,即“邪气”和所谓厉气、淫气等。既可用气说明人体生理功能,也能说明人体病理变化,还能用于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上下、升降、出入、动静、聚散、清浊等为气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内经》对气的运动形式作了这样诗意的描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己而降,降者谓天,降己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高下相招,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己,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六微旨 大 论》)。”荣卫之气功能的描述如此形象生动:“荣 者,水 谷 之 精 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府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

中医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韵味。“医者意也”,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观念。它最早见于《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传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得言也。”孙思邈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医者意也”的观点。南宋·刘开《刘三点脉诀》自序云:“大抵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学者当以意会而精别之。”朱震亨在《局方发挥》中也讲:“医者意也”。这种“意象”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是其模糊性,中医学中的模糊现象俯拾皆是,诸如“气虚”“火旺”“潮热”“畏寒”“微感风寒”“五心烦热”“急躁易怒”“扶正祛邪”“镇肝息风”等都属于自然语言,这类语言表达的量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而是含混不清的一定范围。

科学思维需要清晰、精确,但并不排斥模糊。精确和模糊是一对矛盾,在不同情况下有时要求精确,有时要求模糊。著名控制论专家扎德于 1965年提出模糊集的概念,奠定了模糊性理论的基础。模糊性思维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敏捷性,它反映了事物主要的和突出的属性;二是直接性,它可以通过感官获得的感性材料直接进行,无须特别训练;三是简便性,它可以凭借少量的信息进行思维。思维的模糊性代表了思维生动灵活的一面,使人能高效率地处理繁杂的信息。适当的模糊有助于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中医学诗性语言的表达,其模糊性思维正是具备了这种优势,它具有极强的原创性。

汉语的本质是诗的,每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义原子,它在变化无穷的任意组合过程中,既能保持其本身的原来的含义,也可以组合成别的意义。它不像西方拼音文字一样有一定的规范,汉语语词可以包含幽微曲折、隐约朦胧、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如果说英语相对地靠近科学语言,而汉语则更贴近诗歌语言。科技英语是国际上通用的学术用语,但在其精确性、共通性不断增强之时,英语的独特个性,民族文化特色也在不断减弱。汉语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符号化的趋向,但汉语写成的科技文章的精确性并不比英文科技论文逊色。美国科学家霍兰认为,中国的诗性语言对于隐喻提供了欧洲语言无法比拟的可能性。他强调指出:“真正综合两种传统——欧美科学的逻辑 - 数学方法与中国传统的隐喻类比相结合——可能会有效地打破现存的两种传统截然分离的种种限制。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正面临着复杂问题的研究,综合两种传统或许能够使我们做得更好。”[3]

中医文本中的意象概念和意象符号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蕴有丰富的内容和信息,因而可以充分调动人们的想象力,启迪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去进行思考。人们可从中获得启示,不断地发现它的新价值。人的精神活动不单是一种纯粹的理智活动,而且往往有情感因素在内,西方的单项式概念固然可以使人清晰明白,但同时也失去了感性的魅力,不能满足人的情感与审美的需求。中国医书中的意象思维元素含有极为丰富的意蕴,读中国医学的古代文本,可以使人回味无穷,不仅能获得医学的理性知识,通晓宇宙人生之理和富含哲理的养生之道,而且简直就是一种美的欣赏和精神享受。

科学语言不仅具有思维、创造、交流、保存的功能,它还有很强的涵盖性、经济性、简单性。也就是说,科学语言同时具有重要的审美功能。科学语言在客观与主观、精密与模糊、逻辑与直观等极端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它在多极张力中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科学概念是力图从语言上把握实在的,科学陈述应该尽可能是客观的,但在许多情况下,科学语言常常并不是实在本身的语言。譬如人体解剖学中“扁桃体”“咽峡”“心房”“心室”等的命名,还有病理学中“动脉粥样硬化”“干湿罗音”“蜂窝肺”“肝纤维化”“镰状细胞性贫血”“蜘蛛痣”“新月体征”等以及许多细菌的命名:“军团菌”“葡萄球菌”“镰刀菌”等,还有医疗器械的命名如“伽马刀”“巨能刀”“氩氦刀”等等。由此可见,现实借助语言而存在,现实是语言指向的存在。人们按照自己的语言方式来分割和陈述主体眼中的世界,这种语言方式不是机械化的、数学化的、僵死的,而是灵动的、修辞的,这种富含诗意的修辞手段,每每成为认识主体抵达认识彼岸的舟筏。中医学理论许多诗性语言的表达,往往具备了这种功能。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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