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向以“经学修明”（清•汪琬语）著称于世，对于经学与理学的关系，他有一段著名论述：“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这是把经学理解为据经论理的学术，并认为据经论理乃是理学的本性，而阳明心学及其末流则离开“五经”和“圣人语录”而堕于空谈心性的禅学。

顾炎武的经学是据经论理之学，其首要特点是激烈抨击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空谈心性的禅学风气，主张回归《五经》和“圣人语录”，对儒家经典文本开展“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诠释性研究。“考据”是对儒经文本的信息还原；“义理”是对儒经文本的信息重构。用现代新儒学家的术语来说，信息还原是“返本”，信息重构是“开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顾炎武的经学是“返本开新”的明清之际新儒学。

顾炎武早期的经学研究是对《诗》、《易》二经的音韵考据，其标志性成果是《音学五书》。清康熙六年（1667年）《音学五书》开雕于江苏淮阴；同年，顾炎武客居京师，从孙承泽(1593-1676)家中借得唐朝陆淳（？-806）的《春秋纂例》、北宋刘敞(约1008-1069）的《春秋权衡》和南宋朱震（1072-1138）的《汉上易传》等书，抄之以归。顾炎武在《钞书自序》中提到：“愚尝有所议于左氏，及读《权衡》，则已先言之矣。”这里所谓“有所议于左氏”，应是指他在《日知录》撰写过程中对《左传》的研讨与批评。四年后初刻《日知录（八卷本）》（康熙十年，1671年），其书第二卷（共42条）有17条是关于《春秋》的。这17条后来全部被收入《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第四卷，其中有少量条目标题略有改动（如：《春秋》变为《鲁之春秋》；《王十月》变为《王正月》；《不书族》变为《卿不书族》），也有些条目在内容上有所损益（如：《鲁之春秋》比《春秋》增加了两个注；《三正》比原来增加了后面四段文字约400字左右；《王正月》比《王十月》增加了后面三段文字约170字左右；《仲子》比原来增加了中间三段文字300多字）。

《日知录（三十二卷本）》卷四论《春秋》者共77条，比初刻本第二卷增加了60条。而据顾炎武自称“若鄙著《日知录·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条”，可见至少有数十条甚至百余条未被收入潘刻本《日知录》，以笔者推测，这些条目的内容有可能大部分被分别收入《五经同异》、《左传杜解补正》和《七经误字》了。

《七经误字》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顾炎武60岁时在山西郊城县刊刻的，此书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经部七五经总义类，题曰《九经误字》。所谓九经，即《易经》、《书经》、《诗经》加“三《礼》”（《礼记》、《周礼》、《仪礼》）再加《春秋》三传，所以实际是七经，只是把《春秋》三传也都当作经来看待，故称“九经”。顾炎武自序称“今天下‘九经’之本以国子监所刻者为据，而其中讹脱寔多。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既不列于学官，其学殆废；而《仪礼》则更无他本可雠，其譌脱尤甚于诸经。若士子各专一经，而下邑穷儒不能皆得监本，止习书肆流传之本，则又往往异于监本。无怪乎经术之不通，人材之日下也。余至关中见唐石壁九经，复得旧时摹本，读之虽不无踳駮，而有足以正今监本之误者，列之以告后学”。《四库提要》对此书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其中所引石经“子朝奔郊”四字提出了非议。顾炎武认为《左传》监本脱“子朝奔郊”四字，《四库提要》则认为《左传》所记根本不存在子朝奔郊之事，“子朝奔郊”四字是明万历年间王尧惠等妄加的，顾炎武采信之，未免泥古太过。

《左传杜解补正》是对魏晋时期经学家杜预(222—285)所撰《春秋左传集解》进行补充和驳正的书，主要参考了三本明代学者的书——邵宝（1460-1527）的《左觿（xī）》、陸粲（1494-1551）的《左传附注》和傅逊的《左传注解辨误》。顾炎武自序云：“《北史》言周乐逊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今杜氏单行，而贾、服之书不传矣。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觿》百五十余条，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傅氏逊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参以鄙见，名曰《补正》，凡三卷。若经文大义，《左氏》不能尽得，而《公》、《谷》 得之；《公》、《谷》不能尽得，而啖、赵及宋儒得之者，则别记于书而此不具也。”对顾氏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有如此评价：“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

《五经同异》是据宋、元、明有关学者解经之文来研讨《五经》中的一些问题，其中上卷涉及《易经》、《尚书》，中卷涉及《诗经》、《春秋》，下卷涉及《礼经》。该书涉《春秋》者共12条，从其征引的材料来看，其与《日知录（三十二卷本）》卷四论《春秋》者几无重合之处，然其思想内容与后者相一致，且彼此多有互补之处。例如，《五经同异》中卷《春秋褒贬之例》起首引述朱熹再传弟子吕大圭(著有《春秋或问》二十卷)之论曰：

“《六经》之不明，诸儒穿凿害之也，而《春秋》为尤甚。《春秋》穿凿之患，其原起于《三传》，而后之诸儒又从而羽翼之，横生意见，巧出义理，有一事而或以为褒或以为贬，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为褒后以为贬，前后自相抵牾者矣。纷纷聚讼，而圣人之意益不明。然其大端，不过有二：一曰以日月为褒贬之说，二曰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是《春秋》不以日月为例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名称爵号从其名称爵号，而是非善恶则击乎其文，非书名者皆贬，而书氏者皆褒也。……是《春秋》不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也。……学者之观《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为褒贬之说，与夫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而后《春秋》之旨可得而论矣。……盖用达例而无加损者，圣人之公心；有特笔以明其是非者，圣人之精义。达例所书，非必圣人而后能， 虽门人高弟预之可也。精义所在，岂门人高弟所能措其辞哉？非圣人不能与。此学者之观《春秋》，必知孰为《春秋》之达例，孰为圣人之特笔，而后可观《春秋》矣。……学者之观《春秋》，必知有《春秋》之达例，则日月、名称、爵号如后世诸儒之穿凿者，必不同也。必知有圣人之特笔，则夫名义之间、名实之辩、几微之际，有关于理义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

这些材料不见于《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但后者卷一论《易》条目中有所涉及：“《易》之互体、卦变，《诗》之叶韵，《春秋》之例日月，经说之缭绕破碎于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这里与《五经同异》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只是后者在内容上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