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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的侄女读高三,还有七十多天就要高考了。可在这紧要关头,她的情绪出了问题,焦虑,烦躁不安,哭泣。同事带她妈妈来找我咨询。我要求先见见她本人,可她妈妈十分为难地说:“她现在别说来医院,连我们的面都不愿见。我们想请您到我家去给她看看,不知行不行?”我表示这样不妥,还是应该尽量说服她来医院看病。医院象医生的“庙”,菩萨离开了庙宇其法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通常不会轻易到病人家里看病。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两个女孩来到我的诊室。走在前面的女孩落落大方地对我说道:“我是陪她来看病的。她叫张月华,她妈妈前天来找过您。因她不愿意和她妈妈一起来,所以要我陪她来。我叫孙苗苗,我们是同学。最近一个多星期来,不知怎么搞的,她总是心神不定的,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哭泣,有时还发疯似的拼命喊叫,同学们怎么劝也劝不住。眼看还有两个月就要高考了,她这样的状态真让大家担心。王医生,您一定要帮帮她啊!”
“孙苗苗你好!你先别着急,让我们先把情况了解清楚好吗。”我先把这位热情的、说话像开机关枪一样的女孩稳住,然后回头问一直一言不发的张月华:“你看,大家都在为你担心,你能自己把情况说说吗?”
张月华抬起头对我礼貌性地笑了笑说:“要我说?说什么呢?不,我对您不了解。对一个陌生人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说话就像是在背台词一样,拒我于千里之外。我只好换个方式试探地问道:“你来找我,你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不,我不想找你,我不想找任何人。谁也帮不了我。是她们硬劝我来的,所以我就来试试。”她仍把我完全档在“门”外,但我发现这“门”并未关死,还留有一条小缝。
“试什么?”我试图从这一“门”缝中挤进去。
“你问她。我不知道。”她指着同学说,把“门”关得更紧。
“心理咨询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做自愿原则。如果你本人不愿意,再高明的心理医生也无法帮助你。好比一个人落水了,岸上的人伸给她一根木棍,她只要伸手抓住木棍,她就有获救的希望。如果她就是不愿意伸手,那么只有靠她自己救自己了。假如她是为了某种伟大的信念而拒绝别人的救助,会赢得人们的同情和钦佩。那么是什么信念使你拒绝别人的帮助呢?”眼看硬挤不行,我只好“曲线救国”,变换着话题诱导她开口讲话。同时也向她表明,如果坚持这种拒绝的态度,我也无法帮助她。
我作了几次努力,但张月华仍不愿意和我谈她的问题。我只好对她的同学说道:“很抱歉,孙苗苗同学,我无法帮助她。”这的确是心理医生的局限,我只好知难而退。
看到谈话什么结果都没有,孙苗苗非常失望,对我哀求道:“王医生,您再跟她谈谈吧。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她真的是有问题……”
面对这位天真女孩充满期盼的目光,我十分无奈地说道:“你把心理医生看得太有本事了。此时我和你一样也没有办法。你们作为张月华的同学,能够这样尽力地帮助她,真令我感动。不过,我想对你说的是你们已经尽力了。张月华有自己的家,最好请张月华的父母来帮助她。你和你的同学们已经几天没有休息好了,再这样下去,你们的高考也要受影响了。”这话既是对孙苗苗说的,也是故意说给张月华听的。希望她能明白:同学们能够给她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并会影响同学们的高考复习。
“可她不愿意回家,她信任我们。我们劝她后,她的情绪就稳定些。您是心理医生,一定比我们更了解应该怎么劝她。”孙苗苗仍不肯放弃。
我只好耐心地劝说道:“现在张月华需要父母的关怀,她的父母也需要尽照顾女儿的职责,这个谁也代替不了。如果你们硬要越俎代庖,可能反会将事情越弄越僵。”
女孩疑惑不解地看着我,想了好一会才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送她回家。然后请她父母陪她一起来。”我口气坚定地说。
“好吧,劝她回家我还是能做到的,但能否劝他父母和她一起来就难说了。”女孩爽快的答应道。
这位女孩的热情感染了我,我确实感到张月华的情况需要紧急干预,但必须有监护人的参与。我请她转告张月华的父母,下班后我在办公室等他们。
张月华的父母来了。我告诉了他们下午张月华来诊的情况。
“是啊,是啊!我们着急啊!但她不愿意回家,不愿意见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医生,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听您的。”张母满脸微笑说。
“没关系,老毛病了。我回去跟她谈谈,她会听我的,没事的。”张父满不在乎地说。
张月华父母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母亲一股脑把矛盾甩给别人,自己完全像没事似的。父亲则把矛盾隐藏起来,不让别人插手。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又问道:“张月华的情绪很糟,可她不愿意让父母来帮助她,你们认为这是为什么?”
张母答道:“我们给她讲了很多道理,可她就是听不进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除了她要什么就给她买什么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张父说道:“小孩子不懂事,大了就会好的。”
仍然毫无进展。我只好退回到精神科医生的角色进言道:“你女儿现在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这不仅会影响高考复习,甚至可能出现自杀自伤这样的危险情况。”
听了我的话张母真的有些着急了,急忙问:“这可怎么办哪?”
张父仍无动于衷地说:“小孩子的话那能当真!学习压力大了,精神有点紧张,休息两天就会好的。”
看来一时半会难以让张月华的父母冷静下来,思考女儿为什么不愿意回家的问题,只好先按精神科的处理方法,给她服点抗焦虑和抗抑郁药物,帮她稳定一下情绪。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多数情况下,病人和家属不愿意接受“精神病”这个现实,对明显的精神失常也认为只是心理问题,要求做心理治疗,而不愿意看精神科医生。而张月华的父母似乎更愿意接受药物的干预,似乎在他们的心里更愿意接受女儿患了“精神病”的事实,也不愿意去认真思考女儿不愿意回家背后的原因。
三天后,张母来了。
“她服了药后情绪稳定些,但闹着要去上学。我想问一下,她能上学吗?”
“我没说过她不能上学呀!我想这事最好和张月华一起商量决定,我们背着张月华做任何决定都会引起她的反感。”
心理医生不是上帝,不能代替来访者作任何决定。不然,最后可能会落得个好心办坏事,自讨没趣的下场。
“她吵着要回学校,跟我们发脾气,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张母执着地问。
“我想这事不和张月华商量,是解决不了的。”我一点也不让步。并开始意识到,张月华不愿意回家可能和父母的这种行为方式有关,父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
张母终于带着女儿再次来诊。我问她爸爸怎么没来,张母解释道:“他很忙,所以没有叫他来。”
“没必要叫他来,他根本就不了解我,来了也白搭。”张月华赌气地回答。停了一会她又说道:“我已经给父母添了很多的麻烦,真的不想再连累他们了。”前后两句话仿佛从两个人的嘴里说出,前一句像任性撒娇的小女孩,后一句像成熟知礼成年人。
交谈中我感到她们母女俩根本无法交流,谁都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我就象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分别与两个人在对话。女儿告诉我:父母完全不理解她,就知道给她买东西,而从来不关心她心里在想什么。母亲告诉我:复习考试太紧张,担心女儿对现在的状况适应不了,无论如何,身体是最要紧的。如果不能让母女俩的谈话集中到一个焦点上,无法有效地讨论任何问题。于是我对张月华说道:“现在正是高考前的冲刺时期,大家的心理压力一定很大。这时候我们最需要亲人的理解和支持。你说是吗?”
张月华没回答,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我。于是我进一步说道:“在这非常时刻,应该积极地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帮自己闯过这一关。比如,父母的关心就是……”
“不行,没用!”没等我把话说完,张月华就打断我说:“跟他们根本就无法沟通。他们开口就是‘你要什么我们给你买,别的事你不要瞎操心’,根本不管我心里在想什么。”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时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两代人来说更是如此。你认为父母没有真正关心你。而你父母可能很想关心你,只是不知道如何来关心你。让我们来试一试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帮助你好吗?”
“现在?”
“对,现在。”
张月华犹豫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坐在身边的母亲,欲言又止。我点头以示鼓励。张月华鼓足勇气,像背台词一样对母亲说道:“妈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您们总是为我着想,为我好,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只是拿买东西来搪塞我。其实,我需要您们对我说真话,把您们真实的处世感受告诉我,这也许是一笔最好的财富。您们对顾客很客气,那是为了做生意,但不要把您们平时对付顾客的那种虚伪的方式来对我……”
张月华越说越激动。张月华的母亲努力表现出认真倾听的样子,但身体“语言”却明显在表示拒绝。我们三人呈三角形围坐着。张母的脸和身体都对着我,完全没看张月华,面部始终保持着她那特有的微笑表情,还不时地用目光向我示意,好像在说:“瞧,多幼稚!”
张月华终于受不了了,突然跳了起来,冲到墙角边哭边大声叫道:“我面对妈妈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像演戏一样,太虚伪。跟她说话还不如对着墙说话痛快。”
张月华的举动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换了我大概也会受不了。张母见此状,两手一摊,给我一个眼示:她就是这样,是不是神经有毛病了?我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继续全神贯注地听张月华诉说。她面对墙壁又说了很多,渐渐情绪平静了许多。我鼓掌表示祝贺,使她们母女都感到十分困惑。张月华问:“我是不是很可笑?”
“不,我为你感到高兴。这些话以前对你母亲说过吗?”
“没有。”
“你把藏在心底的话都说了出来,有什么感觉?”
“感到心里平静了一些。”张月华边答边回到自己的座位。
我转向张母问道:“听了女儿的话,您有什么感受?”
张母笑而不答。我暗示道:“她内心这么痛苦,您心里感到难受吗?”
“那当然难受。”张母随口答道。
“可我看见您一直在笑!”我开始进攻了。我也希望撕下她那张始终保持着微笑的面具脸。这一招果然奏效,张母立刻收起了她的笑容,也不再对我递眼色。于是我趁热打铁:“试想您如果对一个人动情地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而这人却一直无动于衷,这时您会怎么想?”张母被我问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于是我转向张月华问道:“还想继续说吗?”
张月华又开始了诉说,这次好像有了一些进展,两人能面对面地对话了。可时间不长,又变成了张月华一个人的独白。只见她像长辈训小孩似的滔滔不绝地数落她的母亲,而张母却低着头,一声不吭。我听了一会,忍不住出面终止了这种母女角色完全颠倒的谈话。我对张月华说:“让我们听听你母亲的想法好吗?”
张月华点头表示同意,并问母亲:“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理解。”张母不以为然地回答。
“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张月华进一步逼问。
“你是说不要我们再给你买东西了……”
未等张母说完,张月华就又跳了起来,大声吼叫道:“我就知道对您们说话等于白搭。您们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不愿意跟您们说话。你们让我感到恶心,您们太虚伪。”
张母把头低得更下了。尽管我认为非这样不能触动张母,但这种扫尽母亲威信的方法毕竟负面效应太大,于是我开始把矛头转移。我说:“看得出来你现在的心情好多了。今天的谈话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了一次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性。但经验表明,这样的对话往往只能让我们理解交流困难性的一半……”我故意停下来卖个关子。
“是吗?”张月华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
由于给了张月华一次痛痛快快发泄的机会,她对我的信任度明显提高。我试探着指出她的问题:“你充分体验了你与母亲交流的困难,我猜想你母亲可能存在和你一样的体验。比如当你母亲说话时,你不是把头扭过去,就是把头低得下下的,常常不等她把话说完就发起火来。”
“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到?”
“你想体验一下吗?你来扮演你妈妈,我来学你刚才的样子,体验一下会有什么感觉。”
接着我们开始了角色替换表演。表演进行得很成功,使张月华看到了自己存在着与母亲一样的问题。
治疗结束前我总结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困难。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存在,要想解决它,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要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学会听别人说话。”
最后,张母同意张月华明天就去上学,张月华也表示周末要回家多和妈妈谈谈心。她俩满意地离开了治疗室。
三个月后,张月华和母亲一同来看我。她告诉我她已被某重点大学录取,过几天就要开学了。这次来一是想表示感谢,二是想问一下以后她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又一次被推到了“上帝”的位置上。我对张月华说:“祝贺你!你不仅成功地度过了高考前的那段非常时期,考上了这么好的学校,更可喜的是你愿意回家了。我很想知道这个弯你是怎样转过来的?”
“我今年已满18岁了,可父母总是把我当小孩对待,什么事都瞒着我。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总是骗我。比如明明他们做生意亏了,还硬要骗我说赚了;有一次我回家时,在门外面还听见他们在吵架摔东西,一进门他们就马上装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妈妈还装模作样地对爸爸说:‘你这人做事就是这么粗手粗脚的。’爸爸也跟她一唱一和地说:‘不小心碰掉的,我来把这些玻璃渣扫掉。’让我感到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一样。”说到这里,张月华显得有些激动。
“现在他们还是这样吗?”我问。
“现在好些,不过我现在已经不那么在意这些了。”张月华说。
“自从上次您跟我们谈话以后,我回去跟她爸爸商量过,月华确实长大了,我们不能再把她当小孩看待了。只是有些习惯可能一下子还改不过来。”张母插话道。
张月华一家开始改变了,尽管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我相信,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他们一家会相互理解、沟通得越来越好。
随着年龄长大,孩子要求成长独立的愿望会越来越强烈。但在许多父母的眼里,自己的孩子好像永远长不大,永远不能把已经长大的孩子当成大人看,仍是一唬二骗三耍威,尽管都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可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不是胆小懦弱,缺乏独立性,就是离经叛道,视父母如仇人。要想这样的故事不再重演,父母必须和孩子一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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