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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万古江河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 作 者 】许倬云

【 ISBN 】978-7-5561-1690-4

【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1

笔记

  黄河、长江，源头相距不远，都在巴颜喀拉山区，一向北流，一向南流。这两条大河的水系，笼罩了中国的大部分疆域，然后殊途同归，倾泻于太平洋。两个水域分别在中国的北部和中南部，界定了两个地理环境，呈现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逦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中国宇宙的本色。黄河带给中国肥沃的土壤，也挟来一次又一次的洪患劫难。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积聚了文化的创造力。
  长江水系，支流复杂，多姿多彩，也许更近似文化长河的变化景象。一路收容南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更有雍容广大的气象。终于大江倾泻入海，百川朝宗，天下众流都在五洋七海中泯合，无所区别！——这一大海即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本书是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及对于这一过程的解释。
  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
  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

  本书各章的标题，得益于梁任公先生《中国史叙论》中所述的观念，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

  中国人的历史观每每有中国文化自我中心的盲点，以为中国文化既是独步世界，又是源远流长。中国史学对于中国以外的事物，大多不大注意，甚至于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史实，也往往存而不论。
  本书呈现的中国历史，是一个接纳多元的复杂体系——这样的形象，与中国文化中心论的观点颇为不同。
  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本书为了弥补自我中心观念造成的缺陷，于文化圈的内外关系，特加注意。不仅注意中国文化放射于其他文化的影响，也将注视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域外文化曾有过的影响。
  本书目的，除学术兴趣外，也不辞冒天下之不韪，拟对国民自大心态的偏差，尽规劝谏诤的努力。
  万古江河，昼夜不止。谨以此书，向千百代的祖先，献上敬礼！

  在天命观念的大框架下，周人不能仅仅谴责商人失德，也不能仅仅不时地告谕自己后代，而必须要建立一套历史教训，以为警惕。
  傅孟真（斯年）提出夷夏东西对立的观念，以为周人认同于夏人，自认是“夏”，而视商人为东方的夷人。如果由上述角度看历史，则夏商周三代嬗替的秩序，毋宁是周人的历史观。“夏”之地位提升为三代统绪之首，未尝不可能是由于周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个古国之中，特别表彰夏人的地位而造出“三代”之说。
  到了东周，“三代”更成为古代黄金时代的代号。其中缘故，可能是周人自居为正统，向古代投射为三个连续的朝代；可能是西周已亡，可以将三代当作一贯的朝代系列；也可能是春秋时世不宁，时人遂投射其理想于遥远的过去，缅怀一个已离去的好时光。

  南方的开发及其融合于北方的文明，使中华文明的内涵更为丰富。南方的文化传统，一样源远流长，其生命力强劲，不下于北方的系统。因此，南北交汇的后果，是两套系统的焊接与融合。

  封建制度崩解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离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的身份，纳入国家组织。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
  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员，但并不能分享共同体的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并不属于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从战国时代到今天，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上，编户齐民的体制，其实变化不多。

  中国的农业，在战国时代，即已倾向于精耕细作，种植面积扩大，牧地减少；动物性蛋白质供应不足，豆类的植物性蛋白质，填补了这一缺失。
  农业栽培食粮不足时，采集的食物可能占了相当比率。首阳山上的采薇人，不是只有伯夷叔齐！
  肉食，这是贵族们的享受。狩猎固然是贵族的活动，一般人打几件小野物，也是补充食物的一途。

  中国古代，各地的生活资源及习俗，都在交流与传播之中不断融合；然而，即使上层社会逐渐有同质化的趋向，地方性的特色，仍保留于下层。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仍是多姿多彩，未见一致。秦汉的统一，在政治上定于一尊，但人民生活方面，不论日常起居，还是岁时节庆，依然是多元并存。

  经过商、周两次整合，中国地区的北部，已有强大的王国，将其他族群，纳入同一政治秩序。同时，一个优势文明也将各地统治阶层转化，吸纳于同一文化秩序。
  春秋战国时代，接续已经发轫的动力，扩大了这一文化与政治秩序的领域，中国文化的本质，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其主要的特色。此后又有两千余年的成长与变化。

  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本来是颇有活力的文化核心区，但没有扩而大之，走向一个庞大而持久的文化圈，却是从此以下，不断分分合合，以致两大古代文明，终于淡出历史。
  中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主体，晋陕甘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的黄土平原，与渤海湾沿岸的冲积平原，三者联为一体，虽有山地，都不是难以逾越的天险。南方长江及汉淮，又是一番地理景观，河川湖泊，处处有之。五岭以北，均由河川联系，虽有山岭，也不成障碍。南北两个地区之间，也彼此密接。只有四川盆地，有高山峻岭隔绝内外，自成格局；西南及西北各地，也不在上述南北两大区域之内。
  两区之间，因为彼此密迩，交流频繁，所以南北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经常接触，也不断抗衡，其引发的刺激，遂可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最后却又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融合为一个内容丰富的复杂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更以其融合后的庞大能量，构成一个动能强大的核心体，不断吸纳四周的文化，不断成长，也不断深化。
  两河与埃及相加的面积，其实也与中国江河汉淮诸河的古代中国相当，只是，两者之间隔了一个大沙漠。是以，两个古代文明，虽有相当接触，不能有中国南北之间那样的密集交流。凡征服者，都只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有文化的涵化能量，将这些不同的文化系统，融合为一个可大可久的文化核心。

  战国的列国体制，是政治上的多元，各地出土的战国文书，其实都用同一系统的文字书写，虽有一些字形歧异，但大体相同。中国地区只有单一书写系统，实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有密切的关系。

  埃及古代文明的宇宙观，则可以解读为定于一尊的多元系统。尼罗河灌溉区内，自成一个自足的格局。神祇有地方性，但又隶属于同一神统，各有职司。埃及自我充足的宇宙观，于封闭在尼罗河流域时，可以予人自满自信。但在新王国时代，埃及人向外扩张，接触了异地的文化，这一套观念即难以自圆其说，也使埃及人失去了信心。

  中国地区的古代文化，也逐渐形成二元融合的基本观念。阴阳、男女、上下、动静等都是对立的，却又是彼此互补的。
  也许因为周人秉持这种想法，周人于取代商人主宰北方时，能以封建制度吸纳商人族群，随同分封的王子，在各处立国，并且周人与当地的“野人”，亦即土著民族，可以共存。
  周人的政治秩序及文化秩序，其实都是多元的。这一个定于一尊，但又多元的格局，较之尼罗河流域格局，虽然类似，但有很大的包容性，以其消长与变化，解决对立之间的矛盾。

  人类自古以来，对于天人之际、生死之间、善恶之分，都有所关心，即所谓的终极关怀。
  在轴心时代，佛陀、孔子、希腊诸贤人、犹太教诸先知，都是重要的划时代人物。这些圣哲提出的观念，各别为其后世发展的文化，定下了基调。
  亚述与埃及于轴心时代，都未有足够的大突破；反在中东两大文化的边缘，希腊与以色列，出现了一系列的突破，然后两个文化系统合流，汇合为基督教信仰的丰长传统。
  春秋时代，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将人性与宇宙之间的道，结合为以人间秩序为主轴的思想体系。于是宇宙、人世、心性等都可统摄于儒家的思想之内。
  中国地区的情形，广大地区的古代族群，在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有同一文字系统为文化发展的载具，遂能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在大突破终于发生之后，人间的关怀，二元的动态及互补，遂成为中国文化系统内主要的思想模式。

  秦代的地方官吏，多以秦国的军人担任，这是征服，不是包容。

  汉制，非军功不能封侯，非刘姓不可封王，这是一个封闭的团体。

  四百年的长期安定，汉代各地区之间，人才、观念与物产都经过不断的流动与周转，各种资源匀散于全国各处，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容。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至今称为“汉文化”。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即使渊源不同，也自认为“汉人”。这些称谓，在汉代政权已经终结之后，仍旧长期沿用，以至于今。

  秦汉中国，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终于形成大一统的格局。这一庞大的复杂体系，因其中的开放性，而有不断扩张与调节的空间。
  也正因其可以调节，其复杂性得以加强。开放性与复杂性，使中国的皇帝制度与天下国家经常呈现调适的不稳定及弹性。

  精耕农业要求投入大量劳动力。在农忙的季节，投入的人工尤为密集的巅峰。忙季与闲季之间的劳力需求，既有相当差距，农家就必须储备足够的劳力，供忙季之用，又要有足够的非农工作，吸收闲季的多余劳力。
  血缘组织，可能即以大家族的形式，构成一个共同体，以储备大量的劳力。
  男女分工，所谓男耕女织，则是以妇女为后备劳力，于农忙时从事农作，平时则操持家务，也生产以纺织为重要项目的农舍手工业。农事稍闲时，男子也将多余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手工业生产，以博取非农项目的收入。
  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之间，相辅相成；前者提供食粮，后者补足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农舍手工业的产品，也可以作为商品，为农户增加非农业性的收入。

  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已有一个干线道路网。汉代的大都市，全都在这一网络的干线道路上。
  中国各地，经由市场网，有商品的集散与流通。市场网依附于道路网，以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其整合的坚实，竟可超越政治权力的统合。

  中国的思想家们，有延续，也有对立，百家争鸣，各擅胜场。
  秦政之时，独重法家，其他学派无不遭受压制。汉兴之初，人主与民休息，黄老之学是主流，百家也渐有传人。汉武帝以后，独尊儒学，又压抑了其他学派。
  秦汉时代毋宁是经历了一次全盘整合；先秦思想学派，如百川汇海，终于综合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模式。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是整合工作的两次尝试。这两部书的内容，都糅合儒、道、法、阴阳、五行……其讨论的主题，也都包罗天文、地理、人事、政治、礼法，堪谓百科全书式之作品。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人感应的理论结构，则融合儒、道、法、阴阳五行为庞大复杂的系统，诚不愧为综合先秦诸家，集其大成的学说。
  在这一整体套叠的诸项系统之中，常态是各部分的均衡，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均衡。天然影响人事，人事也影响天然；社会影响个人，个人也影响社会。
  董仲舒的宇宙，竟与近代牛顿的物理世界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有条理可循，能为人理解，人力也能有所影响的宇宙。

  这一次长达一百余年的运动，推源根始，当在汉人肯定宇宙秩序的整体性及可以推知的规律性。汉代的知识分子，不断努力建立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以与大一统的人间秩序互为表里。

  中国走向南方的经验，与走向北方、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北方、西方因为都是以畜牧为主，中国的农业经济几乎打不进去。
  南方的世界，并没有到达很高的精耕细作水平。汉人进入南方，整体说来，是一个全面向前推动、渗透、同化的过程。相对来说，北方是冲突和敌对，南方是一步一步地归并到汉族文化区之内。

  佛教进入中国，对于中国而言，其重要性不下于基督教进入地中海世界，而且大有过之。佛教未能完全笼罩中国，却激发了一个中国的本土宗教。自此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儒、道、佛三家互相激荡，互相影响的结果。

  在经济方面，先秦至汉初，本有相当发达的城市经济，但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以小农经济为本的农舍手工业及市场趋向的经济体系，借全国性的道路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网络，各地的互依性甚高。从此以后，这一经济形态常存于中国地区，经济体系的整合，也加强了文化秩序的内向聚合。

  罗马衰亡以后的欧洲，其变化十分剧烈而深远。罗马的地中海秩序，蜕变为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及列国体制。
  秦汉建立的中国文化秩序，并未随东汉覆亡而消失。三国两晋与南北朝三百余年，正是重整这一普世秩序的过程。隋唐秩序是秦汉秩序的延续，也是秦汉秩序的扩大。秦汉秩序的若干成分，在这一重整过程中，有相当程度的增减、转变与调适，却不是彻底的改变。

  东汉末季，中国曾有大疫，当时南方林莽未辟之处仍多，地方潮湿，传染病最易传布，沸水饮茶的习惯，无形中有了一道卫生防线。自此以后，中国未再有过汉末那种规模的大疫。

  自从赵武灵王时，胡服已引进中国，而且短褐、犊鼻裈也便于工作时用，但中国服装仍以宽博为主。南北朝至唐代，北方胡服，随着外族进入中国，中国的衣服渐渐走向窄袖贴身，上身着衣，下身着裤。固然每一个时代有其风尚流行，尤其妇女服装，自古即经常变换时尚。总的方向，中古衣服水袖长裙，比汉代服装称身。
  男子首服也由冠逐渐改变为幞头，亦即原为布帛裹头的软巾，一步一步演变为有了固定式样的帽子。

  酿酒是中国固有技术，自古以来，五谷均能酿酒。唐代自高昌引入葡萄酿酒的技术，是水果酒之始。
  瓷器是中国特产。世界各处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分别发展了制陶技术。但是用高温烧制高岭土的瓷坯，加釉，形成半透明的表面，这种真瓷，则是中国发展的特殊工艺。
  纸张是中国另一特产。但是考古所得实物，西汉已有纸，甚至早到战国也有可能解释为“纸”的古字。晋代仍有竹简，则其时用纸还不普遍。隋唐时，纸已普及，以南方为多。

  宋元的变化，大致可归纳为多元文化的刺激、专业化的专精、市场的需求等三个方面，都有助于元代在宋代已具有的基础上，向前又推进一步。

  宋代儒家发展的理学，其实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其内在动机应是尝试建立内圣外王的“道”。士大夫不再有世家大族的力量为其后盾，于是同气相求，不免借讲学与交游，编织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明代的中国，从元代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了元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

  数种明代引入中国的新品种，当以玉米、番薯、马铃薯、芋头与花生最为重要。这几种作物，或可在山地种植，或可在沙地栽培，将过去认为无法使用的土地，一变为农田。中国华南与西南多山，沿海、江心又多新生地——凡此都可转变为生产食粮的佳壤！
  主食之外，新引入的蔬果，如南瓜、西红柿、胡萝卜、菜豆，甚至辣椒，均使中国的食品资源更为丰富。

  大洋航道的开拓，终于将全世界人类社会，经由经济网络联结为一体。
  有明前半段，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外移。然而人口移动实际难以禁绝，而且宋、元以来已移居海外的人民，早就形成社区，只是朝廷不予承认而已。
  在西方列强角逐于风涛之间，强力建立殖民帝国时，明对于已在海外有基业的中国人，取缔防范，甚至如郑和械送旧港头目，回国处死！以致华人只能以非法手段，全仗民间财力物力，与西方诸国及日本抗争于海上。过了16世纪，中国遂不再有参加海上竞争的机会了。

  明代的经济发展，大率是宋元（尤其南宋）发展过程的延续。其中新出现的因素，则为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的外销市场扩大到欧洲与美洲，中国获得顺差是大量白银。这一变化的主调是中国卷入初期的世界经济大网络。
  南方，尤其江南直接获得实际的顺差之利，快速地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中国国内区间的差异加大而“波及”的效应，也带动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凡此变化，在庞大的中国文化—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其形成的效果，还不足撼动整体的稳定。资本主义萌芽了，却还不能茁壮。

  阳明学本身，即十分宏大的理论系统，影响近世中国的思想极为深远，甚至泽及东瀛，蔚为东亚文化的重要成分。

  明、清之交，国亡家破，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仍是与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风气，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代严酷的威权压制，斩断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有三百年的僵化。

  地缘、职业与祭祀活动构成的同乡观念，实为皇朝政治权力之外的社会认同。在政治权力触及地方利益时，地缘性的社会力量即可能发挥牵制，甚至抵消政治权力的作用。
  另一种社会力量，则是以宗教信仰相结合的民间宗教组织。虽然儒家具有相当程度的宗教性，有其教条与仪式，但是儒家学说是国家权力的正统之学，儒生经过科举方成为官吏，与皇权共同掌握国家的权力。佛、道两家，本是出世的信仰，而且经过长期磨合，正宗的佛教与道教都已适应国家权力，足以共存。

  西方科学对中国有长远影响者：①历法；②绘制中国地图。

  一个社会的解体，反映这一群体没有了凝聚的共同意识。明代后期颇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明亡前后，有识之士更对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反思。但在清代康、雍之后，一方面思想定于一尊，另一方面烦琐学风占尽知识资源，再加上经济繁荣、生活逸乐，少有人能深刻地思考根本问题。于是，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神经中枢的思维能力。

  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若单纯在于驱逐满人，他的民权思想，能与黄宗羲等人的反思相应，民生的主张也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平均主义相应。民族主义的诉求，则触动当时全民悲愤的心弦，成为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原因。
  孙氏寄居海隅，无所依恃，却仍能号召全国，其实即因为他的理念正是“民族主义”与建国理想，是中国当时救亡图存希望之所系。国民党北伐能够成功，也是因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这一情势，使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三支力量愿意与蒋介石合作，使北洋集团无力对抗，也使张学良挈东北归顺。

  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进逼，企图将中国一块一块吞下。危机之下的中国救亡图存之心愈切。
  此时，全民一心，本来不受中央号令的地方军阀，也全力支持抗战。
  中国国力不足，全仗地大人众，死撑了八年！中国折损兵员数百万人，包括将级军官一百余人；平民死于炮火轰炸者及因为逃亡而死于饥馑疾病者，不下三千万人。
  这一次大战，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国族意识。中国固然也是一个文化观念，但其中也容纳了许多地方性的差异。20世纪的中国国族，竟形成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共同体！

  中国的儒家天下，是一个普世秩序，本来不必以国族为号召。
  中国革命由反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孙中山“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
  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近古诸族为了摆脱天主教秩序，而各自建构祖源的方向背道而驰。
  中国成为多元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

  中国近代思潮承受国族多难的强烈刺激，为了奋起自强，不能不有见贤思齐之想，企能在学得西法之后，保种救国。这一危机感，使许多人扬弃自己传统，拥抱西方文化。其后果，则是以“革命”一刀切断过去，五四新文化运动毋宁是这种风气的总汇。

  19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上所经历的挫折与屈辱，造成了中国人自卑与虚骄的复合情结，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由怀疑而至扬弃。
  中国从来不能遗世而独立；中国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
  在今天，如果中国人仍以为自己的历史经验是一个单独进行的过程，将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也不能清楚地认识别人，必须要调整心态，从中外息息相关的角度，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别处的人类。
  我们人类曾经同源，经过扩散于各处后，又正在聚合为一个共同的社会体。各处人类曾走过不同的途径，又终于走向共同的方向。我们曾有过自己的历史，这些独特的历史，又终究只是人类共同历史中的不同章节。
  中国的江水河水、印度河、恒河、尼罗河、波斯湾、红海、地中海、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刚果河……各处的水滴将在本来就分不开的大洋之中，难分彼此！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