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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简读日本史

【 作 者 】张宏杰

【 ISBN 】978-7-553815268

【 出版社 】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1-07

笔记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则认为，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社会”，即陌生人之间彼此信任的程度不高，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

  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社会”，整个社会信任度高，内耗小。日本人非常遵守公共秩序，日本关联企业之间的内斗也很少，信任合作进行得比美国、中国等很多国家要好。

  日本国民性的另一个特点是转弯快。

  明治维新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但仍然顺利完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日本实现了“脱胎换骨”。

  日本人这些特质，都与日本人身上的“集团主义”特质有关。他们总是“抱团”式地生活。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这种国民性格特点，一方面导致日本社会协调性强，转向迅速；另一方面，一旦领导层决策错误，也会导致日本人盲从集体，犯下重大错误。

  从表面上看，中国和日本确实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相似的长相、相似的建筑、相似的文字，甚至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人都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

  在这些相似下，再深入挖掘一层，就会发现中日之间很多根本性的不同。

• 中国从周代开始就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确立了“同姓不婚”的传统，日本历史上却长期盛行近亲结婚。

• 中国文化中性禁忌产生得非常早，男女之别甚严。

• 中国家族文化中血缘意识很强，一般不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养子。然而日本却盛行收养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甚至自己有亲生儿子也可能把家业交给养子。

• 中国人分家时一般诸子均分。而日本传统家庭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和其他孩子之间的地位差别非常大。

• 汉语里有花样百出的国骂，但是日语里却几乎没有脏话。

• 中国的坟墓都远离生人居所，在荒郊野外。而日本城市里存在大量墓地。中国人一般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而日本人认为，人死后或成为“神”。

• 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对日本人来说，“死是最高艺术”，死亡意味着清洁、超脱、干净，一切罪孽都随着死亡而消失。

• 日本战国时代曾经出现广泛的社会自治现象。

• 中国人非常重视家族和亲戚关系，重视“私德”，在社会上则不那么重视“公德”。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不给别人添麻烦”差不多是最高准则。

• 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受害者意识”和“仇外情绪”。而日本人骨子里同样自尊且敏感，但是日本国民性中又有一种独特的“强者崇拜”，或者叫“拎得清”：你比我强，把我打败了，我一不忌妒二不仇恨，而是老老实实向你学习。

  日本著名学者上山春平说，今天的日本文化表面上有浓厚的“欧洲色彩”；剥去这一层，下一层是中国文化色彩很强的“农业社会”文化；再往下剥一层，就是原始时代即绳纹时代的文化精神。绳纹文化的遗产……虽几度变形，但仍以种种形态继续生存下去。……对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仍然起着作用。

  日本平原很少，国土约75%属山地丘陵地带，小规模的山间盆地散布全国，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地理结构不利于迁徙，导致日本社会小共同体长期稳定，逐渐形成了“集团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日本离亚洲大陆不远不近，既可以避免大陆的兵锋，又可以从容地向大陆学习。

  由于日本向大陆学习不是通过被征服、被融合的方式，所以原本的文化基座并没有被打碎。日本在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同时，它的历史基盘，也就是集团式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摧毁。

  大化改新中，日本引进了大部分中国制度，但没有引进科举制，也没有引进中国的家族制度，没有引进中国的孝文化、贞操观念。

  稍微熟悉日本史的读者都会知道两个词，一个是“和魂洋才”，一个是“和魂汉才”。其实日本还有一个词，“绳魂弥才”。这三个词构成一个序列，背后显示出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远离大陆的封闭环境，造成了日本文化核心的稳定性。一旦遇到强有力的外来刺激，日本又会跳跃式地发展，外表发生巨变，不过骨子里的一些东西仍稳定不变。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终主要遗留在了文字、文学、服装、建筑等表层物质文化方面。

  中国文明是原生的，长期远比周边文明发达，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因此一直有一种“傲视四方”的上国心态。

  由于地理上的安全，历史上外来文明给日本带来的一直是巨大的惊喜而不是恐惧。因此从一开始，日本人就形成了强大的“崇洋心态”和学习本能。

  在几千年间，日本只有一个时期，那就是“倭五王”时期（约为中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真正的朝贡国，除此之外，在隋唐、五代、两宋、元朝和清朝，日本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朝贡国。因此在中国的朝贡圈中，日本和朝鲜、越南、琉球甚至泰国都不一样，不能算是藩属国。

  日本历史上还长期自认为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神国”，日本人甚至试图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即以神国日本为中心，来统治世界万国。

  因此日本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旦实现统一，就必对外侵略。

  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之前，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生存了数百万年了。文明时期以前这漫长的前奏当然并非可有可无，它奠定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础，它留下的神话中包含着大量的重要信息。

  处于母系社会的民族，大都认为太阳是雌性，月亮是雄性。不光日本人是这样，中国一些受母系氏族文化影响很强烈，甚至今天还局部处于母系社会中的一些少数民族，都是这样。这些民族的神话中，普照大地的太阳都是女子。

  日本历史上实行长子继承制。有的家族规定，长子不仅继承家产，也继承“苗字”【姓氏】。其他儿子不仅得不到家产，连“苗字”也没权使用。

  除了次子以下可能改姓之外，遇到搬家、改行等情况，日本人可能也会改一下姓，以示重新开始。

  日本人的“家”，和中国人的“家”，意义是不同的。

  中国的家族，血缘是唯一的纽带，家族的意义是继承自己的基因和血统。家族内部代际关系非常清楚。

  日本的家族则是一个混沌的整体，是一个集团，更类似一个公司，一个企业，血缘不重要，个人在家族中居什么地位并不重要，事业传递才最重要。

  中国的家谱只包含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日本的家谱是以长子继承为主线，此外还可能包括仆人、管家等一些外姓人，因为他们同样是“家”这个事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些在中国的家谱中是看不到的。

  日本人向神灵祈求的内容也都是关于现世的，而不是来世的。

  古代日本人一向崇尚自然、朴素的色调，日本的木结构建筑，大都不施彩绘，保持原木之美。日本的园林、庭院比中国式的更崇尚自然、素朴的美。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类，都是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后才开始定居并使用陶器的，而日本却是在进入农业社会前一万年就开始使用陶器。这是日本历史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与众不同之处。

  大化改新是人类史上的一个特例：在没有外力强迫基础上，一个国家能够如此主动、深入而全面地学习另一个国家，“脱胎换骨”，“重新做国”。

  在日本建立集权比在中国更难。这是因为地理原因。

  第一是日本缺乏大的平原。世界上大部分强有力的集权制政权，都是在大的平原或者河谷地带形成。

  第二是日本国土约76%属山地丘陵地带，小规模的山间盆地及平原散布全国，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日本的河流较短，大部分不能航行。这种地理结构不利于人群迁徙流动，不利于权力触角的深入。

  因此日本各地的原始氏族比中国的更难以控制，被征服后只能以原来的结构被保留下来，纳入部民制当中。

  日本人学习中国的时机不是特别恰当，因为当时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税收体系处于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学起来很不容易。所谓租庸调制，光弄明白它的名目，就够人费脑筋的。

  为了“弯道超车”，获得“后发优势”，日本还试图对中国制度进行改进，弄得比中国还要复杂。

  大化改新的核心目的一直非常明确，那就是全面强化天皇的权力，抬高天皇的权威。

  日本的贵族制度源远流长，等级意识深入人心。有史以来，日本的社会一直是分层的，上层和下层之间是不流动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隔一直远如天地。

  大化改新的核心目标虽然是打击贵族制度，但是改新的过程中实际仍然是由贵族主导，并受到官僚贵族集团严重牵制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式的科举制度被抛弃。

  中日两个战国时代都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一部中国战国史就是一部变法史。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连锁反应。

  中国战国改革的第一个重点是实行郡县制，以取代世袭制。日本战国改革虽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通过与家臣签订誓文、制定家法的方式，强化了对家臣的控制，并逐渐发展成江户时代的种种集权手段。

  日本战国各国改革的第二个重点是普遍进行土地调查（“检地”），以强化财政收入。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初税亩”和土地国有化相似。

  改革的第三个重点是推行重农政策，大兴水利。

  第四个重点是致力于发展商业。从繁荣的商业中可以获得大量税收，同时还可以满足自己的奢侈品的需求。

  战国时代以前，日本的农村是由各级领主，或者说，是由武士阶层管理的。

  天下大乱，普通武士离开农村参战，大名们也专心于战事，没心思管理地方。他们对农民的唯一要求是按时把税赋交上来，别的都无所谓。

  农民们没人管了，生活比以前自由多了，但是遇到事情，比如打架斗殴、财产纠纷，也没人出面处理了。

  “惣”实际上就是农村的“自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第一项职能，就是代表大家和领主协商全村一年交多少税赋。

  大家拟定一个方案，在神社面前集体签名，然后派人交给领主进行协商，这叫“百姓请”。“百姓请”的内容通常包括要求“不入权”。就是以后我们会主动按照定额交税，因此，村子里的具体事务，您也就不用管了，不用再进入我们的村子。获得“不入权”以后，领主和武士就不能随便进村，当然也就不能随便增加赋税。

  日本的“惣村”和欧洲的农村公社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以村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通常都自己处理内部纠纷和普通案件。

  日本和欧洲一样，通过低烈度的抗争让社会保持大体稳定。“历史上但凡小共同体发达的社会，共同体内部矛盾极少能扩展成社会爆炸”。而中国的体制，是让问题发展到极致才能解决，社会动荡次数少，但是烈度巨大

  在亚洲历史上的唯一一次自治社会的萌芽被织田信长和后来的丰臣秀吉扼杀，在日本战国历史后期集权与自治这两个倾向的斗争中，集权毫无意外地取得了胜利。

  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说法，即改革通常是极为艰难的，因为会触及众多既得利益者，而“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悲壮地失败了，张居正变法人亡政息。商鞅变法虽然成功，商鞅本人却被车裂。

  明治维新触及的既得利益者太多了。藩主们失去了所有政治权力，住房只剩一所，经济上也只剩下本藩原收入十分之一的俸禄，收入更是大幅减少。普通武士更是从上层直坠地下。大部分武士不得不自谋生路，成为普通劳动者。但总体上，日本人非常迅速地完成了历史转折。

  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日本外交官森有礼

  日本在亚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运转结构与中国迥然不同，却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非常相似。日本的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在中世纪西欧几乎全部具备。

  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封建制度就会衰亡.

  日本实行封建制度，社会分层，士农工商的界限不能突破，如同一个个格子把人的一生隔断起来，压抑了很多人的才干。但与此同时，这一制度也有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武士以外的阶层断绝了政治野心，“顺天知命”，静下心来，专心致力于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其他渠道发展，由此形成了日本社会的多元思维方式和多元追求。

  即便不能加入政府，也能在各自有限的活动领域中做出应有的社会贡献。这种认识至少在非武士阶级中间存在着。

  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很多日本人都在政府之外对推动日本社会转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世界上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国家权力过大，与民争利，导致民营企业家没有安全感。

  日本所处的温度带和降水率，导致在冰河期刚结束不久，随着“温度、降雨和湿度的增加”，物产变得非常丰富。森林、河流和海边丰富的物产，让日本原始人不必为了食物而四处奔波游动，早早开始了定居，进而发明了陶器。

  从考古中发现的陶器来看，日本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定居社会的人种之一。

  日本人在采集生活时期就定居下来，世世代代比较稳定地生活在氏族群体当中，这是日本人“集团主义”性格的起源。

  日本国土约76%属山地丘陵地带，小规模的山间盆地及平原散布全国，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地理结构不利于人群迁徙流动。

  第三个地理因素进一步促进了日本人抱团生存，那就是大家熟知的日本灾难频发。

  因此，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生活方式和性格特征，可能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形成，构成了所谓“绳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种特征也没有受到破坏。

  与此同时，日本是一个岛国，没有被外族征服的经历。因此日本人从没有像大陆上的那些民族那样，经历多次迁徙、融合和交流。日本历史上冠以各种“乱”的重大事件，卷入其中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破坏性相对有限。相对大陆社会，日本大多数时间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文化传承不曾中断。

  自治社会确实必须强调规则。所谓自治能力，最重要的就是维护集体利益的本能，信任他人的能力，遵守规矩的习惯。而缺乏自治能力的社会，则往往不相信明规则，而相信潜规则。

  日本的老板在企业中有着家长式的绝对权威，他们经常像父亲管教子女那样支配自己的下属。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如同父母一样，考虑到“孩子”一生的方方面面。企业领导对下属职工必须给予保护和温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甚至婚丧嫁娶。

  自己家的孩子不管争气不争气，都不可能“开除家籍”，所以日本企业一般不开除员工，形成了“终身雇佣制”。同样，父亲不会鼓励自己的孩子争个你死我活，所以日本企业并不鼓励个人脱颖而出，只要求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地工作。

  与“终身雇佣制”相对应，存在“年功序列工资制”。在日本企业当中，收入差距拉得不大。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来说，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企业是自己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领工资的地方，仅此而已。但是对日本人来说，企业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一切，他们的最终归宿。因此他们对企业，有着类似过去武士对所在的藩的感情。

  和美国比起来，日本是一个关注“社会利益”的低“掠夺性”社会。日本的上下游企业之间也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惠合作关系。这些企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信任感，相互充分交流信息，而不用太担心对方掌握自己的信息而产生要挟的行为。

  日本提高生产率主要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亲密关系以及一些微妙的东西。企业、员工和民间集团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团体合作意识”被认为是日本丰富的社会资产。

  很多日本人穷尽一生，只为做好一件事情。他们追求在狭小的空间里，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以至于日本人的细腻无人能比。

  效法先觉悟者，凡是对百姓对国家有益的东西，就要学习，甚至用外国来的东西构成我们日本的基本制度，这是古来的传统。

  日本人向外学习时，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思路，那就是主张不要把自己局限为日本人，也不要给外来文化贴上外来的标签。既然是人类，就应该敞开胸襟吸收一切人类的成果。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国民性或者说民族性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国民性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有地理因素、文化因素，以及制度因素。

  各民族文化都有着极其强大的惰性，或者说“绝大的保守性”，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根本性质很难被外来文化真正改变。

  两种文化接触，强势一方的文化会部分“摧陷”“替代”弱势文化，但是这种“摧陷”终有一个最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弱势文化的“根本保守性”。

  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