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棉花帝国兴起的过程中武装力量、国家的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欧洲武装商人介入亚洲贸易，逐渐将那些古老的传统贸易网络边缘化，用武力将那些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许多跨大陆贸易的市场中排挤出去。1670年，一位英国观察家仍然记录到中东商人“转运的纯色棉布是英国和荷兰人的五倍”，但是，随着更大、更快和更可靠船只的运用，特别是更具破坏力的火药武器的使用，“印度－黎凡特作为世界交易主要通道的古老模式发生了彻底的结构性转变”，一位历史学家总结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最大的失败者。”与东非进行贸易的古吉拉特商人也开始面临欧洲人的竞争。随着欧洲商人在印度变得越来越常见，他们也在东非市场站稳了脚跟。因此，欧洲人在印度洋两岸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随着18世纪苏拉特的衰落和英国人统治下的孟买的崛起，印度西部的商人更加依赖英国人的力量。

欧洲商人以及他们支持的印度土邦的影响日增，这最终反过来又对欧洲本身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更多的印度棉布达到欧洲，新的市场和时尚应运而生。精美的轧光印花布和细平布吸引了欧洲正在崛起的社会阶层，他们有足够的钱，并希望通过穿着这些棉纺织品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更为流行，替代这些进口产品的愿望成了推动英国的棉花生产强有力的激励因素，最终引起了棉织产业革命性的变化。

此外，欧洲商人对亚洲贸易的支配与在美洲的扩张同步进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荷兰等列强在美洲强占了大量的土地，同时，他们还劫掠了这片大陆上可搬走的财富：黄金和白银。事实上，他们最初就是靠着这些偷来的贵金属在印度购买棉纺织品的。

然而，美洲的欧洲殖民者没有掠夺到足够的金银，于是他们发明了一条新的致富路径：开辟种植园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特别是甘蔗，过也有水稻、烟草和靛蓝。这些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欧洲人运输非洲人到美洲去，起初是数以千计，后来数以百万计。欧洲商人沿着非洲西海岸建立了一系列驻防贸易站，例如今天塞内加尔的戈雷、加纳的埃尔米纳、贝宁的维达。欧洲商人付钱给非洲统治者去捕获劳动力，以印度织工的产品去交换。1500年后的三个世纪里，超过800万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美洲。起初，大部分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贸易商贩卖的，17世纪后，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其他的贸易商也加入其中。仅仅在18世纪，他们就从非洲贩运了超过500万人，这些人大多来自非洲大陆的中西部的贝宁湾、黄金海岸和比夫拉湾。加勒比群岛和南北美洲海岸几乎每天都有贩运过来的奴隶抵达。

由于非洲的统治者和商人也经常要求用棉布换取奴隶，奴隶贸易增加了对棉纺织品的需求。虽然人们常常以为奴隶贸易仅仅是用枪支和便宜货来换取奴隶，但更经常地用来换取奴隶的是一种更为普通的商品：棉纺织品。一项关于英国商人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Miles）自1772年至1780年从黄金海岸换来2218名奴隶的1308项交易的研究显示，纺织品占所有交易物品价值的一半以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葡萄牙人从罗安达贩卖人口时也有类似的情况：纺织品占进口商品总额的近60%。

欧洲人的贸易网络扩张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主要靠的并不是价廉物美的商品，而是靠武力屈服竞争者，以及欧洲商人在世界很多区域的强制性存在。

 战争资本主义依靠富裕且强大的欧洲人，将世界分为“内”和“外”两个区域。“内”包括母国的法律、体制和习俗，有着国家维持的秩序；与之相反，“外”则受到帝国支配，丧失大量土地，其原住民遭到屠戮，资源遭到掠夺，人民遭到奴役，而且大量土地被私人资本家占据，而遥远的欧洲国家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监督。在这些帝国属地中，“内”的法则并不适用。在这里，领主超越了国家，暴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些私人行动者通过大胆的暴力强制行为重塑了市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这些领土“往往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得更快”，但它们是通过一个社会白板（social tabula rasa）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讽刺的是，这个社会白板为战争资本主义“内”部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和国家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2.到17世纪末，由于棉纺织品进口和国内棉花产业都在扩张，欧洲的毛纺织和亚麻制造商纷纷向政府施压，要求保护他们免于新崛起的棉产品制造商以及来自印度的棉布的竞争。纺织业是欧洲最重要的制造业：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给这个行业带来的混乱似乎威胁了纺织业的利益，并危害了社会稳定。

1685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的税。1690年，关税增加了一倍。1701年，议会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只能进口白棉布到英国来进一步加工，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棉布印染业的发展。一项1721年的法令甚至禁止人们穿着用来自印度的白布染成的印花棉布的衣服。最终，售卖印度棉布完全成为非法行为：1772年，伦敦的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iner）将公寓租给一名叫布莱尔（W. Blair）的人，此人“将非法物资带入其住宅”，非法物资即印度细平布。后者因此入狱。1774年，议会又颁布法令要求在英国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在英国纺织而成。只有那些预备再出口的东印度棉布才被允许进入英国。那些不在禁令范围内的印度棉纺织品，诸如纯色细平布和轧光印花布，则被征收很高的关税。最终，这些保护措施并没有帮助到羊毛和亚麻制造业，反而刺激了国内的棉花生产。

与英国类似，法国极力将印度棉纺织品进口定为非法行为。1686年，在丝绸和毛纺业企业家的压力之下，法国宣布制造、使用和销售棉纺织品为非法行为。在此后的70余年里，法国至少颁布了两项王室敕令和80项枢密院的裁决，试图压制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惩罚措施变得越来越严厉，包括监禁，而且从1726年开始甚至会对违规者施以死刑。1755年，法国又宣布进口印度印花织物为非法行为；1785年国王再次确认了这一禁令，以保护“国家产业”。两万名警卫负责推行这些法令，发配了多达5万名违法者到法国桨帆船上去服苦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专供几内亚的印度棉纺织品清楚地没有列入长长的取缔清单中，因为这些棉纺织品专用于奴隶贸易。毕竟，只有用印度棉布才能换来奴隶。

其他欧洲国家也跟进。1700年，威尼斯禁止进口印度棉纺织品，佛兰德斯也是如此。在普鲁士，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国王发布敕令，宣布穿着印花或染色的细平布及棉纺织品为非法。1717年，西班牙宣布进口印度纺织品为非法。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ulhamid I）统治时期禁止穿着某些印度服装。

3.帝国扩张以及欧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进一步促使亚洲知识向欧洲转移。欧洲制造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取得这些技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制造商竞争。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印度织物在欧洲和非洲消费者中非常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精美的图案和亮丽的色彩。为了与质量绝佳的印度棉布竞争，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欧洲制造商搜集和分享了关于印度生产技术的知识。例如，法国棉产品制造商投入了大量精力，通过近距离观察印度的纺织方式，去模仿印度的各项技术。1678年，为法国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乔治斯·罗克斯（Georges Roques）根据他在艾哈迈达巴德的观察，撰写了一份关于印度人雕版印花技术的报告，这份报告很快就被证明非常有价值。40年后的1718年，特宾神父（Le Père Turpin）也这么做了。1731年，一名法国东印度公司船上的少尉乔治·德·博利厄（Georges de Beaulieu）抵达本地治里，去调查印度工匠制作细平布的方法。在种种这些努力之下，1743年，法国棉产品制造商几乎能仿制一切棉纺织品，但品质最好的除外。尽管欧洲人迅速剽窃印度的技术，但是直到18世纪末，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棉布依然首屈一指。勒古·德·弗莱由衷地钦佩印度棉纱和棉布的质量（“其完美程度远超于我们欧洲所熟悉的”），1807年，他再度在一份纪要中详细报告了印度纺织技术，以期望法国工匠可以复制这些技术：在诸多建议中，他建议“法国所有的织梭都应当按照孟加拉使用的模式制作，这样，我们才能在细平布的织造中达到与印度人一样的水准”。

其他欧洲制造商也纷纷跟进。18世纪末，丹麦旅行家进入印度以理解和取得印度人的技术。在整个17和18世纪，英国棉布印花商一直在搜集，并运用印度棉布印刷专业知识复制印度图案。《班加罗尔纺织品加工及当地人丝、棉染色流程记录》（Account of the Manufactures carried on at Bangalore, and the Processes employed by the Natives in Dyeing Silk and Cotton）或者类似性质的《给棉纱或布料快速染上牢固的土耳其红，又称亚德里安堡红的真正的东方流程》（The Genuine Oriental Process for giving to Cotton Yarn, or Stuffs, the fast or ingrained Colour, known by the Name of Turkey  or Adrianople-Red）这类出版物，见证了欧洲人对这种技术转移一直都很感兴趣。和几个世纪前纺车和卧式脚踏织布机的情形一样，从16到18世纪，亚洲始终是棉纺织技术特别是印染技术的最重要的源头。随着欧洲主导世界棉花网络进程的加快，欧洲人吸收印度技术的步伐也加快了。

   英国制造业者和商人很早就非常依赖本国棉布和印度棉布向非洲市场的出口。1750年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更加明显。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伊尼克里（Josef E. Inikori）所说，1760年，英国出口的棉布占生产总量三分之一。18世纪末，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二。非洲和美洲是最重要的市场。在18世纪中期，英国出口棉布的94%进入了非洲和美洲市场。市场的规模之大意味着在那里有竞争力的人可以获得大笔财富。1776年，亚当·斯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