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代表后代吗？

武夷山

Futures（未来学）杂志2023年5月号发表葡萄牙里斯本新大学社会与人文科学学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Pablo Magaña的文章，Representing posterity: Two challenges（代表后代：两个挑战），本文可开放获取。

文章的“摘要”和“亮点”部分大意如下：

未来世代可以在政治上被代表吗？本文中，我阐释并讨论了迄今探讨得不够的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指的是，试图代表未来世代有可能产生反常的后果，因为代表后代的话语也许被用于抵制对更具雄心的包容形态的要求，或是用于将某些决策合法化，而这些决策事实上并未能充分代表受到决策影响的各方利益，包括后代的利益。第二个挑战指的是，试图代表后代也可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此举要求公民能够倾向于就未来世代的利益进行不偏不倚的思考和咨议，而他们目前缺乏这种能力——这一论证认为，如果公民具有这种能力，那么就无需谁来代表后代了，代表就是多余的了。本文认为，尽管这两个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仍然是可以抵御的，代表后代的主张依然是立得住的。

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

只有目前这一代人能够投票，可是，政治决策的影响可能延伸到遥远的未来。例如，如果人类不能成功地应对迫在眉睫的生存风险，我们的后代可能就将不复存在。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被不可逆转地锁死，无法恢复人类曾拥有的强大的长程发展潜力。又如，我们用以缓解或防止气候变化的措施将深刻影响未来世代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活和福祉，即使我们能避开最糟糕的场景。再一个例子，目前做出的许多经济和政治决策很可能产生路径依赖，限制了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的选择机会。许多此类决策造成的影响，即使躲开了人类灭绝或蒙受灾难性损失的前景，也将会持续很久。

因此，一些学者提出，未来世代的利益应该在政治上给以代表。

本文的“结论”大意如下：

两种挑战都不足以毁损代表后代之主张的潜力。一方面，政治代表过程未必产生反常的后果，因为，即使未来世代无法向其当今的代表者授权，也无法向其代表者问责，但是，还是可以运行其他一些代理问责机制，从而对潜在的政治权力滥用进行一定的控制。另一方面，政治代表过程也未必是徒劳的，因为，如果我们合理地看待个体态度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则以最不易成功的方式将一些制度给实施成功所需要的动机，与使那些制度安排成为全无必要或完全多余的动机并不是一回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政治上代表未来世代就能增进后代的福祉。增进后代福祉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无法根据纯先验的理由给以回答。最好不是将未来世代的政治代表过程视为现成的制度蓝图，而是视为结果开放的研究项目，给试错和实验留下充分的空间。我提出的论证理由也许可让人乐观一点，但仍应谨慎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