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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赵佗建立的南越国,是西汉政权下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成分的藩国,既与匈奴不同,也与其他诸侯国有异。这种藩属关系,在汉代中央政权尚不够有力时,能维持一方的稳定局面,对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岭南地区的开发,应该说赵佗有一定的贡献。
记录医生淳于意的医案和他的医学思想的,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这也可看出司马迁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他打破了一向轻视医学的旧传统,而详细记录了仓公的许多医案和他的学术渊源,为我国古代医学发展史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汉书》不是写淳于意的医术,而是替文帝废除肉刑的“仁政”立传,与《史记》截然不同。
中国正史中,固然大量为正气凛然的人物留下列传,彪炳史册,但从司马迁《史记》起,修史者也给邓通这样谨身媚上的小人立传——《佞幸传》
秦皇、汉武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杰出的皇帝。汉武帝的主要功绩,是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以他雄才大略的气概,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许多重大历史使命。
“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昭宣中兴”,正是武帝晚年政策的继续。
张骞是西汉著名的外交活动家。他一生的主要业绩是两次出使西域,“凿空西域”,开拓丝绸之路。他对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对汉朝和中亚、西南亚各古国的友好联系的加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
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
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包含着朴素的发展观点和辩证观点;这个朴素的辩证观点不仅可以从“物盛则衰”、“见盛观衰”看出来,更可以从“时极而转”看出来。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霍光与金日磾都是汉武帝留给汉昭帝刘弗陵的四大辅臣之一。
特别霍光武帝去世后的二十余年间,“政事一决于光”,算得上是权倾一时的三朝元老。但是这样一位功高一时的重臣,死后仅三年,家族便遭诛灭,霍氏身败名裂。主要是他任人唯亲,培植私党,霍氏子婿亲朋遍布朝廷内外;加之他治家不严,纵容、包庇亲属子弟仗势弄权,骄奢淫逸,为所欲为。这种养痈遗患的做法,最终招致了霍氏的灭族之祸。
而金日磾的子孙却一直兢兢业业,保持了他们的爵位,“七世内侍,何其盛也”。霍氏与金氏两家后代的不同结局,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从汉武帝到元帝,汉代远嫁异族一头一尾两个女子,是细君公主和王昭君。细君嫁给乌孙王,王昭君则嫁给呼韩邪。细君公主整日悲愁,愿当黄鹄,飞回故土。昭君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番使者”的角色。正是这个原因,王昭君千百年来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美丽、勇敢女性的象征。
西汉末年刘氏宗室子弟大多腐化、淫乱、骄奢,刘向、刘歆父子却不同,父子两人整理、勘校图书、典籍,成为中国第一代图书、目录学家,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王莽虽是一个世宦子弟,但他幼年丧父,过着“孤贫”的生活,正是这种特殊的境遇,使他一方面得混迹于统治阶级最高层,同时又较一般纨袴子弟更懂得权势之重要,以及如何取得它的手段。
他上台一步步走的道路,都说明他是一个极有心机的人。这种虚伪的伎俩,大凡在政治野心家身上都能找到。
面对汉末千疮百孔的社会矛盾,他与元、成、哀、平诸汉代皇帝相比,应该说还是有所作为的。他想用改革来挽救社会,恢复太平。或许是太相信儒家描绘的一套理想蓝图,他想用托古改制的方法来拯救社会。但他毕竟缺乏回天之力,最终葬身在农民起义的怒涛之中。
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大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汉人的足迹西至西域、中亚、西亚,东至朝鲜、日本,南至缅甸、越南,开始了解了世界。张骞出使西域后,武帝时代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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