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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的事件,不要简单地联系
因为我在《李健吾文集》中收录了我父亲用署名为“应贲”的两篇文章,没有想到,今年居然给我父亲带来了一些怪异的声音,好像李健吾还给敌伪支持主办的杂志投过稿,似乎就有了对汪伪有过妥协的污点。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想当初,我收录时就以为这是他偶尔为之的事,就如他在1943年用过“成已”的笔名(仅此一次)发表了《未付邮——致曹禺书》,还有,他也曾在当年用笔名“简正”发表了他的译文《巴金——一位现代小说家》(原作者:法国传教士百利安),这些都是偶尔的一次,我没有注意做专门的查询和思索。
哪里知道,用“应贲”署名发表的文章在上海沦陷时期会有那么多呢!这里涉及一张汇总表。我获知是来自山西师院一位硕士研究生,武彬彬,不久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中给出了一张 “应贲”署名文章的汇总表,时间跨越从1943年到1945年8月底,25篇文章啊!涉及五种杂志。他在论文中,通过细致的分析比对,否定了“应贲”是李健吾,分析得细致到位,我很赞赏。我也就我的经历仔细地研究那张汇总表。
我首先惊讶的是我在《李健吾文集》中收录的,发表在1945年初的1月和2月的《雑誌》上的《岁末剧坛巡礼》《<煤山恨>观后》两篇,在汇总表里根本不见,连那个杂志都不见。之后,我再反复阅读他在1958年5月上交社科院的《自传》中的第一段,《我的名字》中写道:“我的名字一直是李健吾,解放以前,我用三个笔名,一个是刘西渭,写批评文字时才用。一个是李绍贤,1945年6月逃往安徽屯溪时用的,路上被同学识破了,再也没用过。一个是法眼,1947年有八、九个月 ,专为上《铁报》写抨击时事的短栏用的,此外再也没有过。”这可是他交付社科院,文后有他的签名盖章的材料啊!那么,那么多的“应贲”署名的事儿会是怎么一回事呢?会是他吗?
我开始分析。首先就从我们家在40年代的生活开始。
1942年底,二次大战正式打响,因为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就更加疯狂,直接就进入了整个上海,英法租界和他们的一些机构都撤了,关门了。我们家的生活怎么办呢?我们来读读他写的《与友人书》:
“我是一个小民,没有政治野心,永远只为这颗小小的良心寻求安宁。我随着十二月八日而失去了职业,暨大内迁了。孔德研究所关门了,我有腿病不能跋涉,儿女幼小又是一种累赘,上海又举目无亲,无可交托,左右全是死路一条,怎样能活了过来,自然不得不感谢搞话剧的那些朋友们,还有爱话剧的朋友们。这是在出乎我的意外,从前把话剧当做业余的活动玩玩,当时竞成为了生活的唯一来源。”
他在1981年七月十六日给柯灵的信中谈到他在沦陷之后的戏剧工作:“进入沦陷(一九四一年),我就绝笔不写创作,只靠改编,只靠改编外国剧苟且维持生活。…………改编外国剧,多为糊口之作,和你沦陷期间差不多,不过你少法国和外国做本钱,我本钱多些。就改编了许多。”,一年之中,他就完成了改编剧6个,多大的工作量啊!他有那个时间去看电影?而且还多是日本电影?给《新影坛》《上海影坛》,写那么多《影星读本第一课》直到《影星读本第五课》?1943年,他开始和他的朋友朱端钧一起,他提供剧本,朱端钧做导演,曾经找过各种剧团,为了生活么,后来,他就落脚在了苦干剧团,和黄佐临合作,特别是,他所提供的《金小玉》,曾经轰动上海,也就被日本宪兵队注意到了他。
1945年4月17日,日本宪兵到我们家抓走了他,5月中旬出狱,6月柯灵二次被抓,他决定逃离上海,在朋友李伯龙的帮助下,深夜用假名李绍贤,通过沦陷区和非沦陷区的走私网络地带潜逃出了上海,也就在那个路上被他清华大学过去的同学,朱君惕认出,于是,李健吾不得不恢复了他自己的名字,并且受到了国民党的照顾(国民党的大量人员也在奔向大后方啊!),同学的关照么。我们是我妈抱着三妹,牵着弟弟,我二妹提着沉沉的暖壶,我提着两个沉重的箱子押后,在7月初的一个晚上,在王辛笛(我父亲清华的同学,挚友)介绍的华侨商人的帮助下,逃离上海。从那个时期到日本投降,我们再返回上海的这个期间,颠簸流离,他会给那些《社会日报》《光化日报》之类的杂志写稿?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我们回过来再来读读他自己写的:“戏养活了我,是我表面的活动,其实我每天伏在案头正常的工作是翻译。”完成福楼拜作品的翻译是他的心愿:“……于是清早上街买菜,稍稍分享太太全日的辛苦(1944年我妈怀着我的三妹——注);下午埋头翻译,就这样,陆续译成了《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而且一字一句修改好了《圣安东的诱惑》《三个故事》,仅仅余下《萨浪宝》……”他有多忙啊!更何况晚上还有一些话剧的演出任务,深夜才能到家。
再有,“应贲”在各个杂志上都仅仅被授以“影评人”的称谓,会是当年在上海被尊敬的李先生吗?
我的分析结论是:不可能。那个汇总表里的“应贲”绝不会是他。
现在再回过来谈我收录的那两篇文章。那是我的小妹维永特别询问过于伶先生的,于伶回信给予肯定的。于伶和我父亲,他们可是在上海孤岛一起从事话剧活动的同路人啊!只是于伶是地下党员,我父亲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加入政治组织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他认定的文学工作,同时,他爱自己的祖国,他要的是抗日,盼望的是尽早打败日本鬼子,尽快取得胜利。1941年12月于伶曾被迫离开上海,离沪前专门找过我父亲,请我父亲代为关照他主办的上海剧艺社。于伶看中了父亲的能力,还有就是他的热心,据我了解,他对我父亲更多的是尊重,在他们的通信中,于伶始终称呼我父亲为:健公。可是,当年远在香港的他怎么会做这样的认定呢?那是登载在什么样的杂志上的呢?我上了《百度》,开始了调查。查找发表那两篇文章的杂志:1945年的《雑誌》。在百度上一篇文章立即抓住了我的眼球:
“ 《雑誌》捧红张爱玲
发布时间:2018-11-28 来源:人民政协报
1940年代初,作家张爱玲以《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一系列作品,成为红遍上海滩的文坛明星。而捧红张爱玲的刊物,是打入汪伪政权的中共传奇特工袁殊主办的《杂志》。
被誉为“东方佐尔格”的袁殊,经中共特科领导人潘汉年批准而创办了《杂志》,主编吴江枫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因此在当时的上海孤岛,《杂志》并不是一本汉奸刊物,它不仅掩护了恽逸群等中共地下人员,而且具有广泛的统战性质,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著名演员石挥、黄宗英、张伐、白穆等都是经常在这本刊物上露面的作者。
…………………… ”
看来捧红张爱玲也是地下党研究之后的决策的事啊!张爱玲的文笔确实很好,但是捧红的背景呢,需求呢?一个不与政治相连的人物,热心读者众多的作家,再看主编袁殊等人的特殊身份,难道这里没有特殊的原因吗?而于伶认可的我父亲的那两篇文章,正是刊载在袁殊任主编,决定捧红张爱玲的1945年《雑誌》的新年特刊和之后的2月的一期上,张爱玲写的话剧《倾城之恋》是1944年年底搬上舞台的,导演是我父亲的朋友朱端钧,演出特刊是署名“应贲”的短短的干巴巴的一段小文:《倾城篇》,缺乏他特有的热情。顺带说一下,我三妹就是在那个时间出生。父亲可是非常忙的,家务和翻译,还在阅读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书桌上还有与后方各位朋友的来往信件。
至于在那个时期,我父亲给各种杂志写稿的情况,我们也来读读他自己的话:
“书不交了,学问不做了,完全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之人。面不露了,除去和搞戏的朋友们往来。文章不发表了,除非是托人带到内地在桂林和重庆发表,除非我相信得过的柯灵兄编辑的刊物。”(见《与友人书》)
说的多么清楚!他是不会轻易向一个他不熟悉的杂志或报刊投稿的。
为什么于伶就这么认定这两篇文章是我父亲写的呢?这一定有原因,读读夏衍给我父亲的信,解释当年的地下党的活动人员: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属于地下组织,一直保持着和解放区的联系。一九四一年孙冶方、阿英撤到苏北,于伶撤到香港后,梅、姜仍留上海。…………我在桂林也和当时在上海的于伶有联系,记得我托您代表我领取上演税,就是由于伶转托您的。阿英、于伶等离沪后,梅蓝、姜椿方等仍和西谛、柯灵等有来往。因此,延安、重庆、苏北的文艺刊物,上海地下党是一直可以收到的,不过时间长一点而已。”
这封信是1982年,回答的是我父亲的询问。通过这些,我们可以非常明确一点,当年地下党的工作,于伶与他们都有联系,信息是互通的,工作非常复杂。至于是谁出面向我父亲约的稿,必须是我父亲熟悉和信得过的人,为什么用“应贲”这样的署名,要捧红一个人,用李健吾的大名不是更响亮吗?无党派人士啊!是他熟悉的朋友既要请他帮忙,用他的笔,还不用他的真名,是还要保护这个纯粹的学者型的文化人?还有,读读我父亲用”应贲“署名写的那两篇文章,有李健吾写作的自由,潇洒、幽默的特色吗?对比一下吧!他对张爱玲的态度,在那篇《岁末剧坛巡礼》中提道:是个热心的读者,热心,可以啊!热心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用“应贲”的署名?文章的语言和他在评述杨绛的喜剧、林徽因的散文时的语调有多么不同,读者自己去感受吧!而于伶对那两篇文章的署名又是如此肯定,背景呢?在那个复杂的年代。这些可是个谜啊!
可以解谜的人都上天了。既然有迷,我就恳请大家,不要简单地联想那么多的“应贲”都是李健吾。抗日时期,李健吾交往的那么多朋友的实名都清清楚楚,为什么没有一个认出来应承呢?也许这就不是一个人呢?我恳请大家,不要设想他会给不明身份的杂志投稿,不要随意把什么《户田的兄妹》的影评按在李健吾的名下,至于他对张爱玲,作为一个热心读者,可以啊!作为一个对各种题材的民间文学热爱,是他的为人特色啊!可是为什么和他在沦陷时期共事,有同样对戏剧爱好的朋友,洪漠,在问及他对张爱玲的看法时,他会沉默?请大家不要把这个视为 “狡猾”,一个那么直爽、喜爱表述,热情洋溢的人,是什么原因使他对朋友不说话的,或者是热爱的程度并不到位,还有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当年署名“应贲”写那两篇稿的?没有专人的授意?我父亲会接受授意?一堆的问号。
这就是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当年复杂的地下党的活动,朋友之间的需求,帮助,需要有专门的历史研究人员来解迷。当年只有十岁的小姑娘是没有能力知道那些复杂的情况的,请大家原谅。但是,今天,作为一个一生从事核工业的理工技术人员,我遵守的原则是一切需要符合逻辑,有实据可查。总之,我再强调,不要简单的联系!!
李维音
202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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