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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游子,我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自我15岁到县城上学开始,回家如同做客。今年暑假,原本打算回老家呆几天,我知道父亲母亲从内心是期盼我能领着妻儿回家看看。一是因为疫情此起彼伏,心始终悬着;二是因为确实有几项工作假期中亦在推进。纠结了好一阵子,父亲对我说,不要纠结了,就地休整,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适当放松放松。
身在高校,寒暑假算是特别福利,多少有些自由支配时间。我的寒暑假,可以说大半时间是“心系科研” ,中心内容是:写项目申报书、写论文或者做相关准备活动。小块时间会考虑探亲访友、游山玩水。还会有小块时间留给读点闲书或者做点无功利性需求的业余研究。这么些年,我与父亲交流较多的话题是家谱研究,尤其是在寒暑假期间。
父亲自2001年(也许更早)积极参与家谱的编修及相关公益活动(比如抄谱、历年上新丁、公祠的修缮、祭祖、发掘碑铭等文物古迹、接待外来寻访者等),我非常支持父亲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感受到父亲之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父亲1962年高中毕业,其学业曾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家谱之外,父亲还在做另外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撰写回忆录。父亲撰写的回忆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涉及教育史、社会发展史等诸多方面,属于上好的地方文献资料,其出发点是个人生活史或家史,但实际的价值远远不限于此。对于家谱研究,我原本是外行,算是友情参与或友情支持,尽可能地做一些辅助工作;对于父亲的回忆录,某种意义上与家谱有一定联系,亦属于家风家教范畴,我更多地属于读者。
从父亲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在我看来,其实父亲本身是具有一定科学与人文素养的研究者,只是因为受到一些制约,所做的研究未能成为“研究成果”。从研究到研究成果,既有“物理变化”(比如以白纸黑字形式正式出版发行),也有“化学变化”(比如受到社会机构或学术团体一定范围认可)。研究未必能开花、结果,有幸有了结果,天知地知鲜为人知(仅有自己知道),这类研究或许可以叫未取得实质性研究成果。
在跟随父亲做家谱研究的过程中,我需要带着问题去学习、去检索、去思辨、去推理、去交流,这样的探索与思考是颇见成效的,且颇有乐趣的。成效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成效,经过多年的努力,于2022年3月弄清楚了同治十年刊本《乐安县志》与家谱的关系。同治《乐安县志》与家谱、族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个原因是,35世王登瀛(笔者与其34世同为王云卿)为《同治乐安县志》修撰骨干之一(《同治乐安县志》新修乐安县志姓氏第2页“分校”之一),而且留传一部至今。150年前的这部县志,我浏览过原本古籍全套(存放樟木箱子内),父亲曾代保管较长时间。34世是《湖坪族谱》编修骨干,因此族谱中有不少信息提及参见《同治乐安县志》,而且该版县志,确实有许多内容可以互通有无,相互补充。听父亲说,后人保存有两个碟子,刻有“贯二”,这是王登瀛在家谱中的排行。乐趣的其中一个方面是——试图探求真相,苦苦探寻之后真相大白。
关于父亲撰写回忆录。我2014年用手机拍了一个版本。更早时间还有一个版本,那个版本是父亲从江西老家带过来连云港给我看的,我浏览之后,原本我希望拍照并进行进一步数字化,父亲说还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新近了解到,2014年之后之年,父亲又进行了进一步修订,一是增加新内容,二是修订补充已写内容。已经写过好几稿,是从头到尾写。过程稿丢弃了。我深表惋惜,我说那些过程稿手稿也非常有价值,因为他如实呈现了撰写过程。父亲的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挺好。2005年暑假,我领妻子回老家算是办了简易婚礼,我拟了对联,原本我希望父亲写,父亲另找同事帮写。父亲说他写毛笔字手抖,写不好。小时候,父亲年年写春联(需要写多副贴老屋大门及厅堂),好些年份,父亲让我拟对联,他来写。贴对联也是我们父子俩协作完成的。还有种可能是,父亲认为其同事写得更好。2014年手机拍的回忆录,是钢笔写的,我认为是挺好的。父亲告诉我写字手抖,且越来越费劲了。这种状态,那些“过程稿”更是心血的结晶。我尚未读到父亲的“最新版”,但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令我敬服。我手机拍的回忆录,有140多页,10多万字,几乎没有涂改痕迹。这背后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定程度上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自2008年之后,投入了部分精力做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研究。其中张厚生研究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直接受父亲的影响,得益于其或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与帮助。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因为父亲与张厚生先生算是同龄人。现代史、现代人的研究其实是不容易的,欲出成果,意味着要得到同行专家认可或认同更加困难。我能做出一点成绩来,应该有父亲的一份功劳,或多或少得益于其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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