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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这是我在前两天读到了在《牡丹》杂志上发表的《评李健吾的《〈雷雨〉——曹禺先生作》后,引发了感想,想到写作必须有准确的资料考证,于是启动了我在这样的高龄,写成这篇文章。在准备发给该刊物的同时,也想作为我的博文发表,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总之,任何写作,都必须处处有实证,真实的历史才会再现。
也来谈谈李健吾和曹禺和他的作品《雷雨》面世的前前后后
李健吾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大女儿,今年88岁了。偶然中读到在贵刊中刊载的《评李健吾的《〈雷雨〉——曹禺先生作》》,作者详细地介绍了父亲的评论文《雷雨》的内容,十分到位,但是,遗憾的是,对某些历史需要给予澄清,我在这里就曹禺先生的成名作《雷雨》面世的前前后后,还原一些当年的真实资料给作者和读者参考。
今年恰逢我爸逝世四十周年,他这一生在文学领域干的很杂,但是,有几件事是特别的,一个是从热爱戏剧到从事戏剧活动,翻译外国剧本,特别是极难理解的十七世纪的莫里哀喜剧,那时的法语是不好读懂的,还加上莫里哀延续了希腊喜剧模式,很多又是诗剧和歌剧,而翻译出来的语言必须让中国读者,特别是戏剧工作者能够接受;另一个是在中国还是被认可的文学评论工作:1936年出版的《咀华集》和1947年出版的《咀华二集》(其实,1942年底《咀华二集》就出版了,遗憾的是,上海的沦陷,出版社被日本人焚毁,书集就不存在了,1947年的《咀华二集》是完整的文学评论集),在这两项活动中,都涉及到曹禺。
1935年,我父亲在埋头对福楼拜的作品研究的同时,出于对莫里哀喜剧的热爱,想要翻译,又感到信心不足,曾对同是清华校友的曹禺(那时叫万家宝)说起,曹禺肯定地对他说:你行,我爸这才鼓起了勇气,硬着头皮,启动了对莫里哀喜剧的翻译,这里可见他们之间关系。这一启动,就是一辈子,一直到自己离世,他也才看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莫里哀喜剧全集》的第一卷。他收到后,立即就送给了他的知心朋友钱钟书一本,他们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这说明了他的高兴和兴奋。
《咀华集》系列,他用了个笔名:刘西渭,一个原因是他始终怀念与他父亲,一位早逝的辛亥革命烈士,有关的西安,另一方面,他可以毫无拘束地以他作为一个读者谈对作品的看法,不用真名么!《咀华集》出版后,否定者有之,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欧阳先生,说他是从西方搬来的印象主义者。作为回应,李健吾在1947年出版的《咀华二集》中的“跋”里。他写到:
实际欧阳先生所更嫌弃的,倒是第二,《咀华集》缩小了批评的圈子:“共有十七篇文章,被批评的作者是十一二个,这些作家除巴金例外,其余都是不被社会文艺界的人们所注意的”。刘西渭先生很是赧然,原来他所褒贬的著作,“除巴金例外”,它们的作者全都无名。当然,刘西渭先生颂扬曹禺先生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人“注意。”然而如今欧阳先生早经入木,曹禺先生却已妇孺皆知,假如其他作者还不曾或者永将不享有曹禺的幸运,刘西渭先生并不因而有所惭愧。他仅仅应当向欧阳先生请教,把“社会文艺界的人们所注意的”作家一一开出,俾无遗漏,则批评者均将受益匪浅,不徒小子一人沾光而已。
这里特别提到了曹禺先生,而且是“颂扬”。1947年,曹禺先生已经妇孺皆知。而在1935年,还曾经属于《咀华集》中给出众多不知名的作家中的一个,但是,到了1947年,却已经是少有的成功者。
在上世纪30年代初,“雷雨”的最初面世还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整个真实的历史都被描述在我父亲写的《时当二三月》(发表于1939年3月22日的《文汇报·世纪风》)一文中,他清楚地谈道,他是如何用强硬的语言推动(可以说是刺激)了当年的《文学季刊》的编辑靳以,而实现了正式发表曹禺(万家宝)的《雷雨》的过程。当年曹禺的名字还不为人知,而《雷雨》早就在了《文学季刊》编辑之一的靳以的手里。我爸在是和万家宝不断聊天的过程,得知了这件事。那时万家宝还只是在天津南开剧团里忙活,“观众都知道万家宝,却不知道他是曹禺,还在狠狠著作”。我爸继续写道:“我抓住了靳以,他承认家宝有一部创作留在他的抽屉。不过,家宝没有决心发表,打算先给人家看看,再作道理。同时,靳以和巴金都说,他们被感动了,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动了,像被杰作感动一样。靳以说:“你先拿去看看。”我说:“不,不登出来我不看。”《雷雨》问世了。编者是有气魄的,一口气登完这四幕大剧。家宝把万字拆做曹禺,在北平用这个名字导演过一出短剧,但是当时还没有人十分注意。
也许太长了吧,披露的最初几天,反而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热闹,偶尔谈的,反而是我那出短促的小型喜剧《这不过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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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报复于我却太残忍了些。把《这不过是春天》那样一个“小东西”和《雷雨》放在同期,而且放在前面,虽说多承编者盛情,我总觉得近似一种嘲弄。《这不过是春天》是一个泡沫,而《雷雨》却是一片汪洋。它有深,有厚,有力。《这不过是春天》只是一点机智的游戏。这点儿肤浅的颖慧,仿佛蛋遇石头,一碰就碎。这证实我向来的文艺主张:价值是内在的,人世的冷暖和它无涉。《这不过是春天》好比琉璃,《雷雨》却是璞玉,琉璃的光莹是借来的,而璞玉的明澄是本生的。但是,我不埋怨靳以。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要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所以,我原谅他。”
至于郑振铎(即西谛),他虽然也是期刊的编辑,但是,因为住在郊外,不太进城(那时的交通条件!),主要的事物都是巴金和靳以在处理。说郑振铎对《雷雨》这部作品不感冒,值得商榷。我怀疑,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这件事。
就这样,《雷雨》就在厚厚的《文学季刊》1934年的第一卷第三期上刊载了。而李健吾对《雷雨》的文学评论文章也完成了,收在了1936年正式出版的《咀华集》里,属于那些一大批还不知名的作家。可以说,他要求《雷雨》面世和满足靳以要求的“看看”是在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我父亲从开始就对《雷雨》没有任何不好的看法,他从来都是信任万家宝的。一般来说,对于年青作家的作品,他往往是给予支持、鼓励和肯定的,还特别识货,这可以从《咀华集》里他提到的作品的作者为证,这里就包括当时还不太为人称道的沈从文的作品《边城》。这是他为人的特色。
作为正式的文学评论家,我爸有他特定的的风格,他说过:“一个作家为全人类服务,一个批评家亦然。”他还说:“他不诽谤,他不攻讦,他不应征。属于社会,但是独立”(均取自《咀华二集·跋)。他非常详尽地介绍了《雷雨》的整部作品,分析了里面的各个主要人物。他被曹禺在这个作品中创造的蘩漪这个人物深深地感动,也因此希望对她给予更多的笔墨,他认为作恶的根子是那个家长,周朴园,似乎给予的笔墨不足。这说明我父亲真被曹禺的剧本所感动,对剧本中主要人物的爱和恨都恨不得再上一层。其实作品的成功就是这样,有所保留,让读者自己感受,激起更深的情感。至于提到曹禺写这出戏可能受到希腊剧作家的影响,这是探讨。话剧本来就是一个外来剧种。人类的文化是互相启迪的,人性是共同的,有时会是潜移默化地受影响,这不是对《雷雨》的贬低,这不过是评论家的一种感想,不足为奇。就说最近,在和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司汤达研究专家王斯秧女士相识之后,她就提出:“现在想看看1934年写的《这不过是春天》是不是受到司汤达《箱中人》的影响,因为情节有相似之处。”我无法回答,我爸确实翻译了司汤达的《箱中人》,1935年在《世界文库》上发表。王斯秧教授说:《李先生所说的喜剧背后是悲剧的内涵,也是司汤达早年写作戏剧提出“正剧”概念相近。》我也无法回答,因为关于喜剧和悲剧中间的这种关系,我爸在评价莫里哀的喜剧时也说过。读书,给予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别人的假设,都不是对作者的贬低,只是一种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研究我爸写的评论文《雷雨》,可读性还是很强的,提到受某位希腊剧作家的影响,绝没有对曹禺的贬低,更不可能对曹禺成名产生了延误。一个人的成名是自己在读者或者观众心中产生的直接印象。就像当年欧阳先生的谩骂,一点也不能影响《咀华集》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爱好者留下好评。
今年是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四十周年,巧的是也是我开始介入我父亲的作品整理的十周年,那么多原始的资料,细细地读过后,似乎感觉到还原了当年文艺界的许多历史,我受到了教育,重新做了一次学生,非常艰难的学习过程,从文字到历史到文学知识,还隔着那么大的专业距离,但是收获真是不小。也就是这样的学习过程,让我有能力写出这篇文章,与大家分享。
而今李健吾不在了,但是他的文集,译文集,可以代替他,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纪念他,仔细地读读文集,还是会很有益的。我只是在这里向所有的读者道歉,由于我们做在还不够仔细,文集里有些错字,有些文章还没有收入,这是遗憾,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这里,我又很高兴,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出版的系列文人的成套散文集,其中就有我父亲的一册,在这本散文集中我还是推荐了《时当二三月》一文,出版之后,即使不读整个文集,就一本散文集,也可以了解当年的许多历史,李健吾为人和为文的特色。我真诚地预祝《李健吾散文集》顺利出版,感谢在当前特殊疫情下编辑和出版工作人员的坚持和努力。我期待着。
2022年6月23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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